1871年10月，维也纳



环城大道是一条正在长身体的路。



它从1857年开始修建，皇帝亲自下令拆除古老的城墙，在原址上建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用宏伟的公共建筑来装点帝国的脸面。十几年过去了，大道还没有完全建成，但已经初具规模——歌剧院的脚手架还没拆完，市政厅只建了一半，博物馆还在挖地基。整条路像一个正在换牙的孩子，到处是豁口和工棚，但已经能看出未来的模样。



维也纳人对此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为这座城市的“现代化”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们为越来越高的税单感到肉疼。



“一条路而已，”施密特站在军事学院的窗前，看着远处工地上忙碌的身影，“花了几千万福林，修了十四年，还没修完。等修完了，我们可能都退伍了。”



“也许我们永远看不到它修完。”莱奥说。



施密特转过头。“你最近说话越来越悲观了。”



“不是悲观，”莱奥说，“是现实。”



“你才十七岁，哪来这么多‘现实’？”



莱奥没有回答。他正在擦一双军靴——不是自己的，是教官的。这是他的惩罚：上周因为在战术课上顶撞教官，被罚擦一个月的靴子。



“听说你母亲再婚了？”施密特忽然问。



莱奥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嗯。”



“你见过那个人吗？”



“没有。”



“不想见？”



“不想。”



施密特走到他身边，坐下来。“莱奥，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聪明，而是太把自己关起来了。”



“什么意思？”



“你从来不跟别人说你在想什么，”施密特说，“你把所有事情都憋在心里，憋到最后，要么爆炸，要么腐烂。”



莱奥抬起头看着他。“那你想让我说什么？”



“比如说，你恨你母亲吗？”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不恨。”



“真的？”



“真的。她一个人，带着我，过了四年。她没有义务为我父亲守一辈子寡。”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莱奥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继续擦靴子。



施密特叹了口气。“算了，你不想说就不说。但记住，如果你需要人说话，我在这儿。”



“谢谢。”



施密特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



莱奥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手里拿着那只靴子，忽然觉得它很重。



不是物理上的重。



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压在胸口，让他喘不过气来。



伊洛娜今天破例去了雅各布的咖啡馆。



不是她想去的，是她的新“朋友”带她去的。



这位新朋友叫艾米莉·弗洛格，是一位维也纳本地的贵族小姐，比伊洛娜大三岁，思想开放，喜欢抽烟和读哲学书。她们是在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一次晚宴上认识的——当时艾米莉正在角落里偷偷抽一支卷烟，被伊洛娜撞见了。



“你也来一根？”艾米莉递给她。



“我不会。”



“那就学。”



伊洛娜学了。第一口呛得她眼泪直流，但第二口就好多了。从那以后，她们成了朋友。



“这个地方，”艾米莉推开咖啡馆的门，压低声音说，“是维也纳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



伊洛娜走进去，环顾四周。店面不大，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和旧烟草的味道。角落里坐着几个看上去像工人的男人，正在低声交谈。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瘦削的年轻人，正在擦杯子。



“一杯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