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更多的“考古发现”开始浮出水面。



某个地方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被“重新发现”了一份明代的地方志。



在这份地方志的“人物志”篇章中，有一段简短的记载：“吴铭，邑人，洪武年生，永乐初从郑和使西洋，屡有功，授百户。”



这段文字被拍成照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有人质疑这份地方志的真伪，但质疑声很快被淹没在更大的声浪中。



因为紧接着，第二份、第三份、第四份以及更多的“文献”相继出现。



有的是私人藏书中的批注，有的是族谱中的记载，有的是地方志中的只言片语。



这些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来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载体。



但它们指向同一个结论——吴铭，确有其人。



郑和船队中，确实有过这样一个百户军官。



至于这些文献是“重新发现”的还是“重新创造”的，没有人去深究。



因为每一份文献都有出处、有来源、有保管单位的盖章，程序上无可挑剔。



这就是夏国的优势，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庞大而复杂的档案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发现”一份文献，和“创造”一份文献之间的界限，有时候连专家都分不清楚。



第二波火力，来自历史学界。



如果说考古专家提供的是“证据”，那么历史专家提供的则是“论证”。



一个由多位知名历史学者组成的“专家团”，开始在各大媒体平台上发声。



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切入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



“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一位头发花白的历史教授在访谈节目中侃侃而谈，“永乐年间的夏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力量，郑和船队的规模和航程，远远超出后人的想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永乐皇帝对有功人员进行封赏，赐予土地和爵位，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的。”



另一位学者从边疆政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大明一朝的边疆政策中，有一种重要的形式叫做‘羁縻’。对于远方的土地，朝廷不直接设官治理，而是通过册封当地首领或派遣有功将领世守其地，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永乐皇帝将非洲的土地赐予有功将领作为世袭封地，符合明朝的边疆政策逻辑。西极都督府的设立，很可能就是这种羁縻政策的产物。”



还有一位学者专门分析了那道圣旨的文本风格。



“我们对比了永乐年间多道真实圣旨的文本，发现吴天小姐展示的那道圣旨，在用语、格式、措辞风格上，与永乐年间的官方文书高度吻合。比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起首格式，‘世袭罔替’、‘永镇斯土’等用语，都是典型的永乐朝封爵圣旨的特征。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道圣旨的真伪，是有充分依据的。”



这一波专家论证，看似客观中立，实则每一个论点都在为同一个结论服务——圣旨是真的，封地是真的，西极都督府是真的。



没有人在节目中说“我支持吴法”，但每一个字都在说“历史就是这样”。



第三波火力，才是最关键的。



夏国官方媒体。



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标题是《从郑和下西洋看夏国文明的和平基因》。



文章洋洋洒洒三千字，从郑和的船队讲到夏国文明的包容性，从海上丝绸之路讲到今天的“一某一某”，格局宏大，立意高远。



但在文章的中段，有一段话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历史记载，郑和船队中有众多英勇善战、忠勇报国的将士，他们在远航中屡立战功，为促进夏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一些人，因功绩卓著而受到朝廷的封赏，赐予土地，世守其地。



这些历史事实，反映了夏国文明‘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协和万邦’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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