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从未有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实现海外上市。



杨荣不仅创下了历史，更凭借“史无前例”的噱头，该公司在纽交所获得35倍超额认购，成功在海外融资七千五百万美元。



此后，他又凭借一系列精妙的资本运作，打造出多家分别在纽约、香港、上海上市的企业，外加大批非上市关联公司，商业版图迅速扩张。



说实话，抛开迥异的商业运作方式不谈，牟齐中与杨荣本质上其实是同一类人。



他们都精准抓住了国家经济转型的风口，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商业嗅觉，牢牢把握住了时代机遇。



他们的行事手段，都充满了争议，如同在烈火中取栗、怒海里冲浪，赌性与魄力并存。



而两人的结局，也近乎殊途同归，最终都黯然落幕，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独特注脚。



牟齐中的一生大起大落，在富豪与囚徒的身份间反复切换。



杨荣则在2002年因经济问题涉案，最终流亡海外，销声匿迹。



不过话说回来，有人精明投机，就有人踏实苦干，人群分布向来遵循正态规律。



虽然有人偏爱冒险逐利，但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东方大国而言，更多的普通人，始终在埋头苦干、脚踏实地。



从1978年到1991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然走过十四个年头，国内与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而最直观的标志，便是“华夏制造”一步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市场。



同样是1991年，欧共体宣布对共和国生产的小屏幕彩电征收反倾销税。



据欧共体统计数据显示，1985年欧洲从共和国进口小屏幕彩电仅五万五千台。



到1988年，这一数字暴涨数十倍，飙升至一百二十五万台。



我国出口的彩电占据欧洲16.9%的市场份额，且增长势头依旧迅猛。



于是为了抗衡来自华夏的彩电竞争，欧美本土厂商不得不降价30%，依旧难以抵挡。



同年，共和国对美贸易顺差攀升至九十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对美贸易顺差国。



这就意味着，每年有九十亿美元的资金从美国流向华夏。



虽说我国产业层级暂时比不上日本的家电、电子等高精尖产品，在各类出口商品中，我们主要是纺织产品成为出口创汇的核心品类，撑起了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



但清晰的趋势已然显现。



一个世界级的制造工厂，正在华夏大地上缓慢崛起。



另外，也不能忽视外企企业和合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贡献。



就像华夏皮尔卡顿公司，由于占着法国品牌的优势，借助华夏人工成本低廉的便利，作为最早扎根共和国的合资企业，也顺势成为助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外贸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在宁卫民和邹国栋的双重努力，皮尔卡顿公司不但成衣出口规模节节攀升，对欧洲和日本的服装厂商出口面料，或者根据订单加工，也成了贸易大宗。



不同于牟齐中剑走偏锋的投机生意，皮尔卡顿公司的海外贸易之路，走的是稳扎稳打的实业路线。



彼时国内纺织业正面临产能过剩、内需疲软的困境，大量国营纺织厂积压的面料、成衣无处消化。



而合资属性的皮尔卡顿公司，恰好借助合资企业的优势，打通了国内积压产能与海外高端市场的通道，既解决了上游厂家的库存难题，又能凭借低廉成本在贸易中轻松套利。



完全可以说，皮尔卡顿华夏公司在国内，几乎成了除官方以外的最大纺织品出口中间商。



从利润层面来看，1991年全年，皮尔卡顿公司的海外贸易净利润突破三千二百万元，这在当时国营企业普遍亏损、民营经济刚起步的年代，无疑是天文数字。



可即便如此，明眼人都能看出，纺织、彩电这类实体产业出口势头再迅猛，终究逃不开低溢价、高竞争、高风险的桎梏。



有时候看似赚得热闹，实则利润大头被海外渠道掐在手里，还时刻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