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场面积、牲畜存栏量、人口结构、贫困发生率。每一个数字都是一颗钉子，扎在他手心里。



“这里我去过。”张建疆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变了，“十年前去过一次，给那里送过一批救灾物资。路特别烂，开进去要三个小时，底盘磕了不知道多少次。牧民住的还是土坯房，冬天漏风，屋里和屋外一个温度。有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我们不要东西，你帮我们把羊卖出去就行。”



他说完看了杨威一眼，欲言又止。



杨威合上文件。动作很轻，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



“就它了。”



阿依江看着他，眼神复杂。她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有人拍着胸脯说要改变红山牧场，来了，看了，拍了照，然后走了。那些牧民等了一拨又一拨人，等到连失望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威，你知道那个地方有多难吗？”她的声音低下来，不是打击，是提醒，“那里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几十年的积弊。草场退化是生态问题，羊卖不出去是市场问题，年轻人跑光是发展问题。三个问题缠在一起，像一个死结。”



杨威点头。



“你知道之前有多少企业去考察过，最后都撤了吗？”阿依江继续说，语气像在念一份病历，“七家。七家都走了。最后一家走得最干脆——老板开着路虎进去，颠了三个小时，到村口看了一眼，掉头就走，连车都没下。”



杨威又点头。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阿依江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她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杨威想了想。不是那种客气的、敷衍的想了想，而是真的在想——他想起了红山牧场那些老人的眼睛，想起了土坯房窗户上糊着的塑料布，想起了那个说“我给你磕头”的大爷。他想起自己在非洲看到的那些难民，想起他们也是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然后他说：“因为那些牧民还在那儿。”



这句话没有任何修辞，没有任何煽情。它就是一句陈述，像“今天下雪了”一样朴素。但阿依江听到的瞬间，愣住了。



她低下头，假装在整理桌上的文件。但杨威看到了——她的眼眶红了。



那天下午，杨威和张建疆没有在阿依江的办公室里多待一分钟。他们说走就走，直接开车去了红山牧场。



路确实烂。说它是路，都是抬举了。其实就是戈壁滩上压出来的两道车辙，被雪一盖，根本分不清哪儿是路哪儿是坑。车子颠得像筛糠，张建疆死死抓着扶手，嘴里骂了一路——骂路，骂天气，骂杨威，骂自己脑子进水为什么要跟来。



“杨威！你是不是跟我有仇！我上辈子欠你的！”张建疆的脑袋撞上车顶，疼得龇牙咧嘴。



杨威不说话，双手握紧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雪光刺眼，他的眼角被晃出了泪，但他没眨。



开了三个半小时，终于看到了几间土坯房。



那些房子蹲在雪地里，像一群瑟瑟发抖的老人。土墙开裂，裂缝里塞着碎布和干草，试图挡住风，但风还是从每一个缝隙里钻进去。窗户上糊着塑料布，被风吹得鼓起来又凹下去，发出呼嗒呼嗒的声响。屋顶压着石头，大的有脸盆那么大，小的也有西瓜大，怕被风掀翻。村口没有路牌，没有路灯，只有一根歪歪斜斜的电线杆，上面挂着一只不亮的灯泡。



杨威把车停在村口，下来一看，心凉了半截。



不是凉，是冻住了。



几个孩子蹲在墙根下，脸蛋冻得通红，鼻子上挂着清鼻涕，好奇地看着这两个从车上走下来的陌生人。他们穿着明显偏大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白，手背上全是冻疮。最大的那个孩子大概七八岁，怀里抱着一个更小的，两个人挤在一起取暖。



一个老人走过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棉大衣，领口处补了一块颜色不一样的布。帽子是羊皮的，歪戴在头上，露出花白的鬓角。他用生硬的汉语问：“你们找谁？”



杨威走上前，伸出手：“大爷，我们是来收羊的。”



老人愣了一下。他的表情变化很慢——先是困惑，然后是不信，最后是一种苦涩的、习惯性的苦笑。那种苦笑杨威见过，在非洲的难民营里，在那些已经放弃了希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