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是卧室。土墙，泥地，屋顶上糊着报纸，已经被烟熏得发黄。炉子里烧着牛粪，屋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羊膻味、牛粪味、馕的香味混在一起。



哈布力让他们睡里间的炕，自己睡外间。杨威坚决不肯，最后三个人挤在炕上，盖着一床打了补丁的被子。



牧民们听说有人来了，陆陆续续地来了。一个、两个、五个、十个——小小的屋子里挤满了人，有的坐炕沿上，有的蹲地上，有的倚着门框。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有的说汉语，有的说哈萨克语，哈布力在旁边翻译。



杨威问了很多问题——羊的品种从哪儿来的，饲料在哪儿买的，草场什么时候开始退化的，往年羊卖给谁，价格多少，牧民们有什么想法。



一个叫加尼別克的年轻人说：“以前有人来收过，给的价钱低得不像话，一只羊才给三百块。我们养一只羊的成本都不止三百。”



一个叫古丽娜尔的女人说：“我们想自己卖，但是没有渠道。拉到县城去，人家不收散养的，说要什么检疫证明，我们办不下来。”



一个叫托合塔尔的老人说：“我年轻的时候，这片草场能没过膝盖。现在你看看，草根都露出来了。羊没得吃，我们也没办法。”



杨威听着，心里慢慢有了数。张建疆在旁边疯狂地记，本子翻了一页又一页，手指冻得发僵，但还是不停地写。



凌晨两点，人才渐渐散了。杨威躺在炕上，听着外面的风声，脑子里乱哄哄的。他把今天听到的信息一条一条地过——饲料、品种、技术、资金、渠道、检疫、品牌、物流——每一条都是一个坑，每一个坑都得填。



第二天一早，他们继续往里走。



红山牧场很大，一个牧场就是一个乡。他们跑了三天，看了十几个定居点，见了上百户牧民。最远的一个定居点在一条河谷里，开车进不去，他们走了两个小时才到。那户牧民是一对老夫妻，儿子去城里打工了，三年没回来。老两口养了五十多只羊，瘦得像狗，但老太太还是把仅有的几个馕拿出来招待他们。



每天晚上，杨威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白天看到听到的东西记在本子上。饲料、品种、技术、资金、渠道、品牌、物流、政策、培训——一条一条，写得密密麻麻。他的字很丑，像蚂蚁爬，但每一个字都用力到几乎把纸戳破。



第四天晚上，他们回到哈布力家里。



哈布力煮了一锅羊肉，非要他们吃。羊肉是唯一一只还没瘦成骨架的羊，哈布力本来留着过年吃的。杨威推辞不过，只好坐下。



吃着吃着，哈布力突然说：“小伙子，你是兵团的人吧？”



杨威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哈布力笑了，皱纹挤在一起，像一张揉皱的地图：“我看你走路，像当兵的。腰板直，步子稳，说话做事不拖泥带水。我年轻的时候，也给兵团放过羊。那时候兵团的干部走路就是这个样子。”



杨威心里一动。



“大爷，您放过羊？”



“放过。”哈布力端起茶碗，喝了一口，“那时候兵团刚成立，到处都在搞建设，缺肉吃。我们给兵团供羊，一供就是好几年。后来兵团自己养了，就不要我们的了。”



他叹了口气，看着窗外的雪。窗外的世界白茫茫的，和几十年前大概没什么两样。



“几十年了，我们再也没和兵团打过交道。”



杨威沉默了。他端着茶碗，没有喝。茶已经凉了，但他没有感觉到。



那天晚上，他想了很久。躺在炕上，盯着头顶发黄的报纸，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个问题——兵团和地方之间，到底隔了什么？是路太远？是政策不通？还是人心里的那堵墙？



第二天一早，他给阿依江打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阿依江的声音有些沙哑，大概也是一夜没睡。



“姐，我想在红山牧场搞个试点。”



阿依江沉默了几秒。电话那头传来翻纸的声音，大概是她在找红山牧场的资料。



“什么试点？”



“兵团和地方合作。”杨威说，声音在空旷的雪地里显得很清晰，“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