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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莱斯特的弗雷德里克·古德耶，这位生于1808年的莱斯特警务首脑虽然比亚瑟年长，但是论起资历，他加入苏格兰场的时间却比亚瑟晚两年。作为1831年10



月23日持第11051号委任状加入苏格兰场的后辈，不管是论职务，还是论资历，古德耶都不敢向亚瑟这个委任状编号986的老警察摆谱。



《莱斯特市警察局首任局长弗雷德里克·古德耶肖像》



而纽波特的约翰·雷德曼呢？他甚至还不如古德耶，在离开苏格兰场的时候，他的职衔仅仅只是警长。不过，对于纽波特这样的小市镇来说，由警长出任警察局长也确实够用，毕竟纽波特警局的只有两个巡区，在职警员也只有14个罢了。



至于布里斯托的约瑟夫·毕晓普，这位统领著232位布里斯托警察的警察局长倒是与亚瑟资历相仿，他是与亚瑟同年晋升警督的，二人同样拥有丰富的警区管理经验，完全可以胜任十万人以上规模城市的治安管理工作。



像是毕晓普、古德耶等人这样的苏格兰场优秀警官，在1836年《市镇自治法》通过后，很快就被财力雄厚的自治市挖到了地方出任当地的首任警察局长。



倘若亚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没有那么精彩的人生际遇————



或许在另一个平淡的时间线上，卡在警督位置上停滞不前的亚瑟，也会在1836年被曼彻斯特、利物浦等自治市以300到500镑的年薪挖到地方上。



所以在历史浪潮的推动下，在1838年的现在，亚瑟·黑斯廷斯并没有挂上曼彻斯特警察总监的职衔出现，而是以警务专员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坐在会议室中最尊贵的位置上。



短暂的沉默在会议室里舖展开来。



这并不是那种令人不安的沉默，而更像是一种职业性的等待。所有人都清楚，这次会议并非为了寒暄，也不是为了交换近况。真正的问题早已摆在桌下，只等被人揭开。



最终，还是紧挨著罗万落座的利物浦警察局长鲍尔率先开了口。



「爵士。」鲍尔的声音不高，但却给这场特别警务会议率先定调：「利物浦目前尚未出现暴动。但自从新《济贫法》在本市全面执行以来，我们的警力调配已经被迫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济贫院周边，正在成为警力部署最为集中的区域。」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仅在过去六周，利物浦警局用于济贫院及其周边街区的巡逻警力，已经超过了以往用于港口纠纷与夜间治安的总和。而我们的这些警力投入，并未对应任何明确的刑事犯罪。



他没有说抗议，也没有说骚乱。



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刻意回避的，正是这两个词。



布里斯托的约瑟夫·毕晓普随即接过了话头：「在布里斯托，情况略有不同。我们的济贫院规模更大，制度执行的也更为彻底。因此，问题并非集中爆发，而是长期积累。警察越来越频繁地被要求处理并非违法、却极易升级为冲突的事件。譬如贫民拒绝入院、家属与院方的争执、配给日周边的聚集。诚然，我们可以按照济贫法委员会的要求驱散人群，但这无益于事态的解决。」



纽波特的约翰·雷德曼显得有些犹豫，但他还是在短暂整理思路后开了口。



「对我们这样的市镇而言，问题更加直接。」雷德曼坦言：「警局规模有限，巡区只有两个。一旦警力被长期牵制在济贫院周边，其他区域的治安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真空。我这么说，本意不是为了推，维护秩序是警察的天然职责，如果其他部门要求警务部门配合工作，我们当然要本著合作的态度执行。但是，爵士，我想，合作应该不意味著我们必须变成济贫法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吧？毕竟，需要帮助的部门，可不仅只有济贫法委员会一个。」



麦克马纳斯也附和道：「我们被要求既维持秩序，又不干涉济贫制度的运作，但现实中这两者已无法分离。如果现有压力持续下去，而我们又得不到额外的增援。那么，亚瑟爵士，金斯顿恐怕无法向内务部保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不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体冲突。」



在场的警官们都已经在尽可能避免攻击新《济贫法》本身了，这并非因为他们对这部法律心存敬畏，而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警察无权评价立法的正当性，但是，这依然不妨碍他们表达不满。



警务部门明明是在替济贫法委员会擦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