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


水天一色，千帆竞游，尤其是硕大无朋的海轮，如一座大山在大海中移动。



第一次看海的感受，深深印在包玉钢幼小的心灵。



1931年，十三岁的包玉钢小学甫毕业，只身去汉口。这对宁波人来说，幼小的年龄独闯天下已见怪不怪。



包玉钢先到十里洋场沪上，来不及上外滩逛街看景，就买下船票乘小轮航抵汉口。



包玉钢最初在父亲的鞋店帮忙。一天，包玉钢提出他想继续读书。包兆龙感到奇怪，经商是宁波人与生俱来的祖业。



经商经验是学师学来的，不是读书读会的。包兆龙是个开通人，答应儿子的奢求。



宁波人不让后代多读书，不是缺钱，而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世俗偏见。



但这种情况到三四十年代已有较大改观，沪上不少宁波富豪，不惜送子女出国留洋。他们说，以后经商，光会写货价打算盘可吃不开了。



包兆龙送儿子上汉口的一所中学，包玉钢勤工俭学，放学后或周日便到父亲的店帮忙，读书、学师两不误。



几年后，包兆龙在沪上开天宝钱庄，包玉钢随父亲来沪上，一边读书，一边在钱庄帮忙。中学毕业后，包玉钢进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做职员。



他打算攒了一笔钱，进大学读书。然而，抗日战争使得包玉钢的大学梦幻灭，沪上的大学纷纷南迁。



包玉钢先回了一趟宁波老家，新婚妻子黄秀英坚持与丈夫同行。从1939年到1949年，夫妻俩相濡以沫，一起度过十年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岁月。



这是包玉钢第一次到香江。秋高气爽，夫妻俩乘坐香港最有特色的交通工具山顶缆车登上太平山顶。



碧蓝色的维多利亚港，舢舨与海轮穿梭进出，卷起一道道白色的波浪。眼下的情景，又与在宁波所见到的大不一样。



船与海的概念，又一次深深印在包玉钢的脑海里。



包玉钢到昆明不久，便派往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后转到工矿银行，任衡阳分行副经理、重庆分行经理。



1945年，抗战胜利。包玉钢被派往沪上接收日本帝国银行资产。经改组后，在原址设立沪上市银行。



才28岁的包玉钢被任命为业务部经理，次年，包氏又被提升为沪上市银行副总经理，仍兼业务部经理。包氏年轻有为，深得当时的沪上市长、副市长赏识。



包玉钢一家住在安亭路20号一幢洋房里，家中有舞厅、钢琴，包氏有银行配给的专车。



几十年后，包玉钢女儿去故居探望怀旧，发现里面竟住了5户人家。



包氏收入不菲，生活舒适。但此中的滋味，只有包氏心底最清楚。通货膨胀，挤兑风潮一波高似一波，国家银行成为市民戟指唾骂的对象。



包氏殚精竭虑，想透过银行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安定。但此时果党大势已去，民心下稳。



战后第二任沪上市长说：“有包玉钢在，银行就能正常运作。”



1949年新春，包玉钢向行长提出辞呈。市长没强行挽留，只要求包玉钢等到2月份。



3月初，包玉钢携妻子女儿乘机离开沪上。



包玉钢是果党官办银行的要员，得到前后两任市长的器重与提拔。



包玉钢感激这些上司。但对果党抱有看法。当时军政人员大都随果党去湾湾，包玉钢却去了中立区香港。



果党败退内地，中断了包玉钢在金融界的仕途。这成为日后包氏在香港商界施展身手的契机。



包玉钢来港，正值“难民”潮的高峰。香港收复后，人口增长很快，但房屋并没建多少。



现在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房荒愈加严重，不少“难民”或住在临时帐蓬，或露宿骑楼下。



包玉钢一家算幸运。父亲包兆龙在去年就在西摩道租下一个单位，约百多平方米，月租四百五十港元。



月租不算贵，因为港府对房租有限制。但实际上政府的法例不起作用，人多房少，顶手费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