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晚年怠政、宠幸杨贵妃、安禄山为皇帝及贵妃作胡人舞蹈以求得恩宠等典型事件，富享圣恩的安禄山却举兵反叛，致使国家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战乱，进而使得李唐王朝开始江河日下，看到深受藩镇割据和党争困扰的政局，或许它已经微微感觉到李唐朝廷摇摇欲坠，故而创作三首咏史诗表达感慨及警示世人。



杜牧的这首诗的主旨，延续了叙述中国历史的传统弊端，将皇帝及上层统治阶级的失误怪罪到一位女性身上，好比商纣王的灭亡归罪于妲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怪罪于褒姒，南朝陈后主亡国怪罪张丽华等。按理说，得到皇帝宠爱乃幸运之事，为其家族带来了荣耀，却不幸遇到了安史之乱，安禄山起兵却打了“清君侧”讨伐杨国忠的名义，作为贵妃的兄长，杨国忠虽然历史评价不高，但是把责任归罪于他们兄妹，似乎有失公允，历史事实毕竟是残酷的，杨国忠被贴上了专权误国败坏朝纲的标签，杨贵妃被赋予了红颜祸水符号。安史之乱，首要责任肯定是唐玄宗晚年的昏聩导致，宰相杨国忠责任自是重大，在跟随唐玄宗逃亡蜀郡的途中被乱兵所杀也算是咎由自取，不过要杨贵妃背负祸国殃民的罪名，实属说不过去。据历史记载，杨贵妃并不过问朝廷政治，不卷入权力斗争，而以自己的温顺和艺术才华而赢得唐玄宗的百般宠爱，至于她与安禄山之间的故事，并不足以成为安禄山反叛的合理解释。杨贵妃的身死，离不开其兄长的专权，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杨国忠为了私利枉顾朝廷安危做出错误决策，承担祸国殃民的责任自是应当，于是牵连到贵为妃子的杨玉环，给杨贵妃贴上红颜祸水之便签，或是文人们调侃或者讽刺所需，而非杨贵妃真有其责。



杜牧的这首诗是根据杨贵妃嗜荔枝的特质而创作，借以讽喻唐玄宗宠幸杨玉环而最终导致安史之乱，正常来讲，单纯的从千里之外传送荔枝到京城，上升至评价皇帝因此而劳民伤财实则有点幼稚。对于爱好荔枝的京城富裕家庭，要想吃的新鲜的荔枝并非难事，朝廷真正劳民伤财的是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和对外战争等，荔枝的上市也仅仅个把月时间，即使每天从岭南专递新鲜荔枝到京都长安，花销可能还达不到庙堂上臣子年俸水平，何以谈劳民伤财，更遑论杨贵妃祸国了。嗜好荔枝之辞，唐代史书上记载了杨贵妃，被杜牧演绎在唐诗中广为流传，在诗词中表明自己嗜好荔枝的，北宋词人苏轼算是较为出名的，他的荔枝诗作以《惠州一绝》或《食荔枝》呈现在今人眼前，是继杜牧之后描写荔枝的名篇，它出自苏轼被贬谪至惠州时所作的《食荔枝二首（并引）》。



《惠州一绝》



（宋）杜牧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从苏轼这首诗看来，苏轼应该是很惬意岭南的生活，不辞长作岭南人，也即愿意永远待在岭南之意，换作今日，岭南的珠三角吸引了最多的外来人口，肯定很多人愿意长久待在岭南发展，而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如苏轼般的士大夫泰半不愿意沦落至岭南地区，毕竟宋代对岭南的看法，尚有浓厚的蛮荒之地概念。苏轼未被贬谪岭南之前，因乌台诗案受牵连的好友曾被贬至岭南，北还至京城汴梁后，苏轼询问朋友岭南的境况后作词《定风波》写到“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足见未曾来到岭南之地的苏轼，对岭南的认知颇为不善，而且在宋代时期，贬至岭南被视为很严厉的惩罚，时过境迁，今日若是官员调任岭南则是右迁。



这首绝句大意是，惠州罗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枇杷和杨梅天天都有新鲜的，每天吃三百颗荔枝，甚是愿意一直做岭南人。作为贬谪之臣，苏轼作诗以及动向想必很快会传递到京城，可想而知，苏轼作此诗的目的，除了表达自己在岭南安贫乐道，其次也是告诉远在京城的政敌，而这个政敌却是已经荣登首相宝座的昔日好友章惇，作完此诗的第二年，针对苏轼的新贬谪命令便下达，将苏轼贬谪至海南的儋州。因言获罪的经历让苏轼转变成苏东坡，也使他名留文学史册，颇具才华的苏轼验证了“古来才命不相当”的谚语，或许是腹有诗书之人，喜欢我行我素，容易轻浮祸从口出。这首诗犹如他要告诉朝廷的当权者，即使把苏轼贬至岭南蛮荒之地，依然可以保持乐观豁达，但是这个豁达也让他吃了更大的亏，京城的执政者听闻苏轼还不辞长作岭南人，于是将他贬的更远，远至海南岛。在宋代，被贬至岭南或海南岛，有可能是有去无回的贬谪，若不是时运尚可，苏轼真的会客死海南岛，在海南岛的第四年，宋徽宗赵佶依照兄终弟及而继承皇位，为了缓和新旧两党之争，将贬谪的士大夫纷纷调回或者准予北还，第二年北还路上苏轼便病逝，倘若宋徽宗晚个一年多继位，苏轼将会在贬谪地海南逝世。



描写荔枝本身的诗，多半会描写荔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