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自然特质，如白居易写“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和诗人戴叔伦写“红颗真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这些荔枝诗句时至今日几无知名度。不管是杜牧借荔枝来讽喻朝廷的掌舵人，抑或是苏轼借荔枝来刺激朝廷当权者，这两首诗都不是写荔枝本身的，反而传诵较广，因此一首诗是否值得传诵，和它蕴含的寓意息息相关。荔枝在国内的盛产地无疑是岭南，曾经见识过广州从化乡间路上的荔枝树，长满荔枝无人采摘，再者它的盛产地是四川，中唐诗人张籍在其《成都曲》中描写到“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足见唐代时四川便盛产荔枝。四川和岭南皆盛产荔枝，一般情况下，杜牧和苏轼诗中的荔枝都看作是岭南荔枝，不过有人认为杜牧诗中的荔枝产自四川而非岭南，合理的解释是从运输角度上，四川荔枝运往长安（今陕西西安）的确比岭南运过去更科学合理点，按理说唐玄宗也的确不需要舍近求远，更何况安史之乱时，他携带贵妃逃亡的方向便是四川。



杜牧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写诗，而苏轼的文学成就则是写词，杜牧的青楼诗无与伦比，苏轼豪放的词独树一帜，两位都是文学界的名流，可能女性更喜欢苏轼，男性有可能倾向于欣赏杜牧，多对杜牧“青楼幸名”颇为欣羡，喜欢苏轼多为其人在逆境中还能保持豁达的情怀，这是世人普遍缺的情感。从诗词角度上看，两位都是很优秀的文学家，在教育孩子背诵他们的作品时，孩子不假思索的说喜欢杜牧诗句“二十四桥明月夜”，而背诵的苏轼十多首经典诗词，未有引起孩子共情倾向的诗句。的确如此，苏轼的诗词适合传达积极向上豁达豪放的情怀，但是难以激起读者内心的共情倾向，在这点杜牧略胜一筹，两人的“荔枝”诗，就思想层次来看，当属杜牧再赢得一筹，或许苏轼的成就在于词而非诗，论诗抑或本文中的荔枝诗，杜牧有见微知著的艺术效果，读后令人会有回味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