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的论述就能浓缩为四个字：变与应变。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高务实对大明的思想理论体系——甚至中国多年来的思想理论体系的一次大颠覆。因为中国古代王朝是没有发展生产力这个思维的，或者也可以说，农业社会本身也很难产生这种思维。



道理并不复杂，农业的进步是很难的，它很难自行产生跨越式的发展。以“耕地”这件事举例：出现个金属犁就是大突破，出现畜力拉犁又是一个大突破，然后呢？然后在犁地这件事上就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了，因为农业社会能利用来犁地的“力量”巅峰也不过就是畜力。



在这种情况下，历代王朝虽然还是会有一些社会发展中自行发现的新技术，比如这架犁的结构可以优化优化之类，但总体来说发展缓慢。既然如此，社会生产力进步缓慢，生产关系自然也不需要过分调整。



这也是为什么高务实的改革在时人眼中看起来十分激进，但他自己知道其实非常温和的原因。时人觉得激进是因为时人看待世界的目光几乎是恒定不变的，而高务实知道自己十分温和是因为他更习惯于前世的发展速度——几十年时间足以天翻地覆，能从农业国干到世界工业之王。



当然，具体到现在的高务实，他知道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一边要改革，一边要解决改革中必然遇到的问题，所以他也从各个层面给自己“创造盟友”。



拉拢后世人觉得全是废物的勋贵，是因为他知道勋贵有足够的原始资本，而且因为贪欲，他们会支持自己带领他们赚更多的钱——那么，人再废物都没关系，我也不需要你们指挥作战，你们的资本和贪婪就是我可以利用的力量。



而输出学术观点，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兽欲”不可取，那都是我们儒家孔圣人鄙弃的，我们要做君子，要入世，要取之有道——也就是说，我们士人要努力提高自身水平，然后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获得回报。



为啥要这么做？因为只有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更多人，所谓“士人不经商”这种思想才能真正被颠覆掉——凭什么我读书人就不能经商办厂？我这是在为国为民啊！



我经商能够让北方的百姓吃到南方的便宜蔗糖，能够让南方的百姓骑上北方的宝马良驹，我难道不是为民造福？



我办厂能够让因灾失去土地的民众能来我厂里找份事做，可以养家糊口，不会饿死街头，生产出来的东西又能让更多人生产生活变得便利，我难道不是为民造福？



至于你说我从中赚了钱，当然，我当然赚了钱，可那难道不是我应该赚的，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正是因为如此，高务实作为这些思想宣传的来源和主要推动者，他既不能直截了当接受皇帝这句话，也不能假惺惺坚辞不受。这里头就要讲究一个度。



“皇上，追我朝先贤，以开国、靖难之大功，受国公之封自无不可，但您可知道，士林民间对于石亨、朱永……却是耻笑至今。



臣受先帝所托而辅佐陛下，至今已三十来年。虽不敢说殚精竭力，但自问全心全意，确有些许微劳。不过，这些都只是旧日之功，皇上并非漏赏。如今臣既无新功，甚至还刚刚遭受弹劾，又岂敢应下这国公之赏？还请皇上收回成命。”



朱翊钧呵呵笑道：“新功嘛，这个不着急。朕日前得沈先生在南京所呈奏疏，言南京宫室破败，难以迎驾，须得整修一番才堪使用。也就是说，南巡一事暂且不急，总得等西征胜利之后才方便……



日新，收复西域乃是你一力主张、一力操办，虽人在中枢，却阁令万方，调配天下。此战一胜，自然是你首功。西域乃我华夏故土，失之数百年之久，今若复之，功何其大？彼时你以此功为凭，莫说封一国公，便是异姓王又有何不可？”



高务实连忙道：“皇上慎言，太祖有祖训，异姓不可封王……”



“朕知道！”朱翊钧打断道：“但你说异姓不可封王……那成祖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先帝封俺答为顺义王，却又怎说？难道我汉人异姓是异姓，蒙古异姓反倒不是异姓了？”



啊，这……



高务实一时语塞，想了想道：“这自然还是有所区别。也先土干不是也先太师那个忠勇王封之有因，大抵是成祖千金买马骨之意。况且，他这个王水分也大，实际位在侯伯之间——皇上可记得，《实录》中载：‘赐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可见这忠勇王成色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