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那下次我直接送到阿姨那儿。”阿玲记下地址，“对了，赵姐，咱们下周那个社区义卖活动，要不要多做点香包？最近天气转凉，驱寒的艾草包应该好卖。”



“好啊，晚秋，你如果能多做点，义卖的收入咱们合作社只抽一成管理费，剩下的都归你。”赵梅眼睛一亮，“如果卖得好，可能比订单挣得还多。”



又多了一条路。林晚秋用力点头：“我做，多少都做。”



离开合作社时，天色已近黄昏。秋日的夕阳把街道染成金黄色，林晚秋走在人行道上，第一次注意到路边的银杏叶已经黄了大半，在风里轻轻摇晃。



她买了些水果和熟食，去母亲家。推开门时，苏桂芳正在厨房熬粥，小小的房间里弥漫着米香。



“妈，别忙了，我带了吃的。”林晚秋把东西放在桌上。



苏桂芳关掉火，拄着拐杖慢慢走出来：“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建国没说什么？”



“他最近忙，经常很晚回来。”林晚秋扶着母亲坐下，从包里拿出那一百块钱，又加上母亲之前给的三千二，整整齐齐放在桌上，“妈，这是我挣的第一笔钱。加上你给的，一共三千三。我想好了，办张新卡，把这些钱存进去。”



苏桂芳看着那些钱，眼圈红了：“好，好，我女儿能挣钱了。”



“还有，”林晚秋压低声音，“赵姐那儿下周有社区义卖，我多做点香包去卖。如果顺利，还能再多挣一些。”



“妈帮你做。”苏桂芳立刻说，“虽然腿脚不行，但手还能动。简单的缝边塞草，我能行。”



“不行，你的手”



“别说了。”苏桂芳握住女儿的手，那双布满老茧和皱纹的手，依然有力，“妈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没能保护你。现在，哪怕只能帮你缝一个香包，妈心里也好受些。”



林晚秋再也忍不住，抱住母亲瘦削的肩膀，无声地流泪。苏桂芳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小时候哄她睡觉那样。



晚饭后，母女俩坐在灯下开始工作。苏桂芳负责剪裁布料和填充艾草，林晚秋负责缝制和刺绣。小小的房间里只有针线穿过布料的细微声响，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



“妈，”林晚秋突然开口，“我小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离开爸？”



苏桂芳的手顿了一下，剪刀停在半空：“想过，天天想。但那时候不一样。没地方去，没钱，你还小。而且街坊邻居知道了，会怎么说？‘这女人不守妇道’、‘肯定是她有问题’——唾沫星子能淹死人。”



“现在也会有人说。”林晚秋轻声说。



“现在不一样了。”苏桂芳放下剪刀，认真地看着女儿，“现在有法律，有能帮忙的人，最重要的是——晚秋，你有妈妈了。妈当年是一个人，你现在不是。”



这话像一剂强心针，注入林晚秋心里最脆弱的地方。她点点头，继续手里的针线活。针脚细密，一针一线，缝的不仅是香包，还有正在重新建立的生活信心。



晚上九点，林晚秋带着做好的十个香包和母亲塞给她的一盒饺子离开。公交车上，她看着窗外流动的灯火，心里那个逃跑计划逐渐清晰起来。



第一步，攒钱。现在有三千三，离三万的目标还很远，但至少开始了。



第二步，发展副业。香包、杯垫，如果能学会更复杂的刺绣，收入还能增加。



第三步，收集证据。她想起李律师的话，需要更系统的记录。



第四步，也是最难的——在陈建国的监控下完成这一切。



手机震动，是陈建国的短信：“在哪？”



林晚秋盯着这两个字，指尖冰凉。他很少主动问她行踪，因为在他掌控的秩序里，她应该永远在“该在的地方”——家、超市、学校。



她回复：“从我妈那儿回来，在公交车上。”



“几点到家？”



“二十分钟。”



没有回复了。林晚秋握紧手机，感到一种熟悉的窒息感——那是被监视、被控制、被当作所有物的窒息。



到家时，陈建国已经回来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