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的架子上。看见我们进来，他咧嘴笑了一下，露出缺了一颗的牙齿。



“二姐，”他说，“我肚子不疼了。”



我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头发有点湿，黏在额头上。



后来我才知道，骆辞做手术的那家医院，在县城的另一头。



我站在弟弟的病床边，手里攥着书包带，看着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那点侥幸，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沉下去了，连个泡都没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