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行人明显多了，自行车叮铃铃地穿梭，还有几辆绿色的解放牌卡车缓慢驶过。
“到了。”司机喊了一声。
陆怀民和李文斌下了车，站在陌生的街道上，有些茫然。
“文化馆……在哪儿？”李文斌张望着。
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中年人经过，听见他们的对话，停下来：“你们是来参加那个培训班的吧？”
“对，同志，请问文化馆怎么走？”
“往前走，过两个路口，右拐，看见一个灰色三层楼就是。”中年人热心地说，“今天来了不少人，你们顺着人流走也行。”
果然，往前走了一段，就看到三三两两的年轻人，都背着书包或挎着布包，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这些年轻人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或绿军装，有的戴着眼镜，有的手里还拿着书，边走边看。
年龄参差不齐，有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也有三十出头的，甚至有几个明显已经结了婚、脸上带着沧桑的。
但所有人的眼睛里，都有一种相似的东西——渴望，和紧张。
陆怀民和李文斌跟着人群，很快看到了那栋灰色三层楼。
楼是苏式建筑，方正正，墙面上刷着已经褪色的标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楼前有个小广场，此刻站满了人，黑压压一片，足有上百号。
“这么多人……”李文斌深吸一口气。
广场边上摆了几张桌子，几个工作人员正在登记。
“排队！排队！按公社排队！”一个戴眼镜的女同志拿着铁皮喇叭喊。
陆怀民和李文斌找到青阳公社的牌子，排进队伍。
队伍移动得很慢。每个人都要登记姓名、年龄、文化程度，还要出示生产队的推荐信。
轮到陆怀民时，登记的女同志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陆家湾的？”
“是。”
“十六岁？”
“是。”
女同志在表格上记下，又看了一眼他的推荐信：“初中毕业就在家务农？”
“是。”
“嗯。”她没再多问，递过来一张油印的听课证，“进去吧。九点准时上课，迟到超过十分钟就不让进了。”
“谢谢。”
陆怀民接过听课证——一张粗糙的纸片，上面手写着编号“077”，盖着“县文化馆”的红章。
他和李文斌走进文化馆大楼。
楼里很暗，走廊狭窄，墙壁下半截刷着绿漆，上半截是白灰，已经泛黄。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嘎吱作响。
但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字画、标语、宣传栏。
有毛笔写的诗词，有素描画，有剪报，还有手抄的科学知识——“什么是光合作用”“牛顿三定律简介”“简单的几何证明”……
每一张纸都贴得工工整整，有些边角已经卷起，显然贴了很久。
陆怀民放慢脚步，一张张看过去。
在一张泛黄的《人民日报》剪报前，他停住了。
那是1977年8月的一篇报道，标题是《邓xp同志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文章被红笔圈出了几段，旁边有小字批注：“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怀民！是陈老师！”李文斌忽然激动地低呼。
陆怀民收回目光，看见陈卫东就在一楼楼梯口，正和几位干部模样的人说着话。
瞧见他们，陈卫东眼睛一亮，快步迎了上来。
“来了！路上还顺利？”
“顺利。陈老师，这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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