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色的、细长的疤痕——不知道是年轻时留下的，还是那一百三十六年里留下的。他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眼窝凹下去，下巴的线条比在落日计划平台上见他的时候更尖了。但他坐得很直。不是军人的那种直，是那种——被关久了的人，在每一个能被看到的地方，都会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那种直。



他看到了我。他的眼睛在玻璃后面眨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那种空无一物的、什么都不看的、什么都不想让你看到的平静。他的嘴唇动了一下，那个动作太小了，小到我不知道那是想笑还是想说什么还是只是嘴唇干了。



他拿起电话。不是那种急切的、迫不及待的、像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的拿法。是那种——慢慢地、慢慢地、像是把手伸向一个他知道自己应该去拿、但他不知道拿起来之后要说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拿的东西。



我把电话贴在耳朵上。听筒里很安静，没有电流声，没有杂音，什么都没有。安静得像一百三十六年前“龙鲸”号穿越传送门之前的那一刻，像在清源山寺庙的大殿里他开枪之前的那一秒，像在天津港的码头上致远号那面龙旗在晨雾中微微飘动时的无声无息。



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



一分钟。我们就那么隔着玻璃，隔着那层干净的、透明的、夹着金属网的、防弹的、隔音的玻璃，看着对方。他的眼睛在玻璃后面是深褐色的，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一百三十六年前在军校的操场上，那双眼睛是热的，年轻的，笑起来的时候会眯成两条缝。在“龙鲸”号的舱室里，那双眼睛是亮的，专注的，盯着仪表盘的时候会微微眯起来。在清源山寺庙的大殿里，那双眼睛是疯的，冷的，像两口被冻住了的、什么都照不进去的井。现在，那双眼睛是空的。不是那种空洞的、失焦的、什么都看不见的空。是那种——被装满了之后又被倒空了之后、被倒空了之后又被装满了之后、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之后，终于什么都不剩了、什么都不想剩了、什么都不需要剩了的空。



两分钟。他的目光没有从我脸上移开，也没有聚焦在我脸上。他就那么看着我的方向，看着玻璃后面这个四十一岁的、眉骨深重的、穿着一件深色夹克的、他曾经认识但现在可能已经不认识了的人。他的嘴唇又动了一下，这次我看清了——不是笑，不是要说什么，只是一种无意识的、像一个人在极度安静的环境里待久了之后，嘴唇会自己动的那种动。



三分钟。我们两个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曾经形影不离的战友，如今却——他说不清，我也说不清。军校的上下铺，他睡上铺我睡下铺，他半夜从上铺探下头来问我明天早饭吃什么。潜艇的舱室里，他坐在这头我坐在那头，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脚下是反应堆舱传来的低沉的嗡鸣声。演习结束后的海边，他递给我一根烟，我说我不抽，他说那你看着我抽，然后他真的就站在那里，当着我的面，把那根烟抽完了。一百三十六年前的事情，和一百三十六年后的事情，在玻璃的两边，隔着那层干净的、透明的、夹着金属网的、防弹的、隔音的玻璃，像两条永远不会交汇的、平行的、但并排着往前流的河。



说来也好笑。也可悲。



探望时间到了。电子提示音从会见室的某个角落传来，短促的两声，不刺耳，但在安静的房间里像两颗石子投进了深潭。他拿着电话的手没有动，我拿着电话的手也没有动。我们就那么僵在那里，僵了大约三秒钟，也许五秒钟，也许更久。



他把电话挂上了。动作很慢，慢得像一百三十六年前他站在清源山寺庙的大殿里，把枪口从我的眉心上移开时一样慢。他把话筒放回话机上，手指在话机上停留了一瞬，然后收回来，放在膝盖上。他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了，移到了桌面上，移到了自己放在桌面上的那双手上。那双手很瘦，骨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手腕上有一道被手铐磨出来的、浅红色的、还没有完全愈合的疤痕。



他站起来。两个狱警从会客室侧面的门走进来，一左一右，站在他身后。他转过身的时候，步子顿了一下。不是犹豫，不是想回头，是——那种在一个人要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时，身体比大脑先做出的、微小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停顿。



他被带走了。手铐在他手腕上反射着会见室顶灯的白光，一闪一闪的，随着他的步伐有节奏地晃动着。他的背影在走廊的尽头拐了个弯，消失了。橘红色的号服在灰色的墙壁前面像一团被风吹灭了但还没有完全熄灭的火。



我坐在会见室的椅子上，坐了很久。久到那个刚才按了提示音的狱警从门口探进头来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又把头缩了回去。久到玻璃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