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拍打一样的声响。赵远航坐在我对面，手里攥着桨，他的左臂还是不怎么动，只有右臂在划，每划一下，身体就往左边歪一下，然后坐直，再划一下，再歪一下。他的脸上全是水，头发贴在额头上，顺着眉骨往下淌，流过眼角，流过颧骨，流过嘴角。他看着我。他的眼睛是红的，不是哭的红，是被海水泡的、被海风吹的、被十一月的寒冷冻的红。但他的眼神是平静的，平静得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在“龙鲸”号的指挥舱里，反应堆控制台前，盯着那些跳动的数字时的平静。



我看着赵远航。我的脸上也全是水。从额头上淌下来的，从眼角渗出来的，从鬓角滑下来的，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也许都有。也许都不是。也许只是海水——从海里被捞起来的时候沾在脸上的、被浪花溅到脸上的、被海风吹到脸上的、咸涩的、冰冷的、永远不会干的海水。



救生艇在浪尖上又被抛起来了一次，又摔了下去。天津港的轮廓在视线里一点一点地变大。码头上那些裂开的口子，那些扭曲的、断裂的、锈迹斑斑的钢筋，那些倒塌的、半倒塌的、墙上有裂缝的楼房，广场上那些蓝色的、绿色的、橙色的帐篷，天幕边缘那条模糊的、看不清表情的、站满了人的街道。一切都在变大，变近，变得清晰。变得触手可及。



我冷静地说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在海浪声、风声、桨声、心跳声的包围中，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一枚钉子，被锤子狠狠地、稳稳地、不偏不倚地，扎进了救生艇里这十几个人之间的、湿漉漉的、咸涩的、冰冷的空气中。



“还打吗？”



赵远航的桨停了一下。不是那种被吓到了的停，是那种——在听到了一个他早就知道会来、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的、需要他回答、但他需要时间想一想怎么回答的问题时，手里的桨本能地、下意识地、停在了半空中。然后他继续划。一下，一下，又一下。他的左臂还是不怎么动，只有右臂在划，每划一下，身体就往左边歪一下，然后坐直。



“继续打？我们没船了。”他的声音从对面传过来，被海风吹散了一半，但剩下的那一半足够我听清楚。平静的，像在念一份技术报告。但那份技术报告的最后一行，是一个，不是问号。



我看着他。救生艇在浪尖上又被抛起来了一次。天津港的轮廓在我的视线里晃了一下，码头上那些站着的人，那些模糊的、看不清表情的、站在天幕边缘的人，在那一瞬间变得清晰了。只是一瞬间。然后救生艇又摔了下去，那些人的脸又模糊了。



“不。我们还有船。”



话音刚落，天津港的码头上，在那个裂开了口子的、钢筋扭曲的、断裂的码头上，在那片蓝色的、绿色的、橙色的帐篷旁边，在那条天幕边缘的、站满了人的街道的前面——两艘船出现了。不是从海面上开过来的，是停在那里的，一直停在那里的，从我们出发之前就停在那里的，从几个月前、几年前、从一百三十六年前就停在那里的。



“龙鲸”号。黑色的，流线型的，没有桅杆没有烟囱没有火炮的核潜艇。指挥台围壳上有一个小小的、圆形的、可以打开和关闭的舱门。它的外壳上有被海水浸泡了几十年的痕迹，有被鱼雷命中过的、被修补好的疤痕，有被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那道传送门带走的、又被带回来的、谁也无法解释的、刻在金属深处的纹路。它静静地浮在码头上，像一头沉睡了几十年、终于被什么声音唤醒了的、还在揉眼睛的、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醒来的巨兽。



致远号。黑色的，冒着黑烟的，挂着龙旗的铁甲舰。舰艏有撞角，舰舷有炮门，舰桥是木质的，舵轮是铜制的。它的甲板上站着水兵，穿着蓝色的、褪了色的、打着补丁的北洋水师军装。有人靠在船舷上，有人坐在弹药箱上，有人蹲在炮塔旁边。他们的脸上有硝烟的痕迹，有海水的盐渍，有疲惫的、凹陷的、但还睁着的眼睛。他们看着海面上那艘小小的、橘红色的、正在往码头方向划来的救生艇，看着救生艇顶部那三个浑身湿透的人，看着那条被落日计划的天幕封锁了的、被漂亮国海军占领了的、被地震和钻探和能量护盾搅得面目全非的、但还在那里的海。



“龙鲸”号和致远号并排停在一起。一艘来自2089年，一艘来自1894年。一艘是核潜艇，一艘是铁甲舰。一艘被改造成了博物馆，一艘也被改造成了博物馆。它们在2130年的天津港码头上，在落日计划的天幕边缘，在那些裂开了口子的、钢筋扭曲的、断裂的码头旁边，在那些蓝色的、绿色的、橙色的帐篷前面，在那些站在天幕边缘的、出不去了的人的目光中，静静地浮在水面上。扎眼一看，以为又到了甲午海战。



邓世昌站在救生艇上，浑身湿透，作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