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能照亮那些黑暗的、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夜。可那光，太小了。小到只够她一个人看见，小到只够她一个人取暖。



她在《凝晖阁》中写道：



“小阁凝晖夜未央，孤灯照影自凄凉。不知明月何时满，只恐秋风又送凉。”



“小阁凝晖夜未央”——小阁里凝聚着月光，夜还没有到尽头。“孤灯照影自凄凉”——孤灯照着她的影子，她自己凄凉。“不知明月何时满”——她不知道月亮什么时候会圆。“只恐秋风又送凉”——她只怕秋风又会送来凉意。



这首写的是她的夜，也是她的一生。她的夜，没有尽头；她的灯，只有一盏；她的影子，只有自己。她不知道月亮什么时候会圆，就像她不知道丈夫什么时候会回来。他回来了，她高兴；他走了，她伤心。高兴和伤心，都是她一个人的事。他不懂，也不想懂。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以为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沈汉嘉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沈汉嘉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沈汉嘉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沈汉嘉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沈汉嘉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沈家的媳妇，是沈汉嘉的妻子，是沈汉嘉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沈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沈汉嘉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凝晖阁词》中写道：



“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残灯明灭”——残灯忽明忽暗。“孤衾冷落”——孤衾冷落。“数尽更筹”——她把更漏数了一遍又一遍。“旧日诗筒”——旧日的诗筒。“而今笔砚”——如今的笔砚。“都是离愁”——全都是离愁。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沈汉嘉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诗人。她不仅写诗，还结社。



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是顾玉蕊，字某，号某，是杭州的一位女诗人。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等，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或“蕉园九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那是一个属于女子的文学乌托邦。



柴静仪是蕉园诗社的核心人物之一。她的诗才，在社中是最出众的。林以宁在《蕉园诗社》中写道：“柴季娴诗，清丽绵邈，如秋月扬明，春山含翠。”这是极高的评价。可柴静仪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是那些在蕉园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



她在《蕉园雅集》中写道：



“水榭风廊竹里门，蕉花如火焰黄昏。诗成不用纱笼护，自有清光满酒樽。”



“水榭风廊竹里门”——水榭、风廊、竹林里的门。“蕉花如火焰黄昏”——蕉花像火焰一样，在黄昏中燃烧。“诗成不用纱笼护”——诗写成了，不用纱笼来保护。“自有清光满酒樽”——自有清光，注满了酒樽。



这首写得豪气冲天。她不是谦虚，她是在宣战。她向那个看不起女子的世界宣战，向那些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宣战，向这个关了她几十年的闺阁宣战。她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是诗。诗是她的剑，词是她的盾。她用诗刺破命运的暗，也用词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