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杭州的凝晖阁上，落在西湖的蕉园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凝晖阁集》，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沈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凝晖阁集》。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记载在《全清诗》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凝晖阁词》中写过这样一句：“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疼的一句。她的更筹，数了一辈子，没有数完。她的残灯，灭了一辈子，没有亮过。她的孤衾，冷了一辈子，没有暖过。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灯亮不亮，衾暖不暖，更筹数不数得完。她在乎的，是那些诗，那些词，那些在灯下一笔一划写下的字。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



蕉园诗社后来被写进了文学史。那些名字——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被刻在历史的角落里，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们在那里。它们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盏灯。那灯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亮了。在清初的杭州，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在一群被时代困住的女子手中，它亮了。它照亮了她们自己，也照亮了后来的人。



柴静仪是那盏灯里的一缕火苗。她不是最亮的，可她是最久的。她活到七十多岁，活到蕉园诗社的姐妹们都走了，活到杭州城里再也没有人记得蕉园诗社，活到那场下了三百年的雨，还没有停。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诗，下得痛快。下在她的凝晖阁里，下在她的蕉园旧梦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凝晖阁集》中写过这样一句：“不知明月何时满，只恐秋风又送凉。”



她不知道月亮什么时候会圆，她只知道秋风会来。秋风来了，凉意就来了。凉意来了，她就要写诗。写诗，是她对抗凉意的唯一方式。她写了一辈子，写到凉意变成了寒意，寒意变成了冰，冰变成了水，水变成了雨，雨变成了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