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3月，维也纳



三月的维也纳，终于有了一点春天的样子。



雪化了，多瑙河的冰层裂开了，露出下面暗绿色的水流。树枝上冒出了嫩芽，虽然还很小，但至少是绿色的。街上的人不再缩着脖子走路，偶尔有人抬起头，看一眼灰蓝色的天空，然后继续低头赶路。



但春天并没有带来希望。失业的人还是那么多，面包还是那么贵，皇帝还是那么遥远。唯一的变化是，人们不再谈论股市崩盘了——不是因为他们忘了，而是因为谈够了。就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你每天看它、摸它、给它换药，但它就是不结痂。最后你放弃了，把它用绷带缠起来，假装它不存在。



雅各布·科恩已经去看过保罗四次了。每次带的东西都不多——一、一件旧衣服、几个苹果。修女们不再拦他，但也没有对他笑脸相迎。她们只是打开门，让他进去，然后在他走后把门锁上。



保罗的变化很慢，但确实在变。第一次，他一句话也不说。第二次，他说了一个词：“谢谢。”第三次，他问了第一个问题：“外面冷吗？”第四次，也就是今天，他问了第二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开咖啡馆？”



雅各布想了想，说：“因为我不会做别的事。”



“您不会做饭吗？”



“会一点。但开餐馆需要很多钱。咖啡馆只需要一个壶、几个杯子、一些豆子。”



“那您为什么不卖好喝的咖啡？”



雅各布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的咖啡不好喝？”



“修女们说的。她们说，‘那个犹太人，咖啡煮得像药。’”



雅各布笑了。“她们说得对。我的咖啡确实不好喝。”



“那为什么不煮好一点？”



“因为好喝的咖啡贵。贵了，客人就少了。客人少了，我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我就不能给你买书了。”



保罗低下头，看着手里那本新书——这次是一本地理图册，封面上画着世界地图。



“科恩先生，”他说，“您上次说，您会回来。您真的回来了。”



“我说过，我说话算话。”



“那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不要死。”



雅各布沉默了。他看着保罗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哀求，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失去”的恐惧。



“我尽量。”他说。



“不是尽量。是一定。”



雅各布伸出手，摸了摸保罗的头。



“好。我一定。”



伊洛娜在三月初写了一篇关于“女性工人”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不是好的反响。是坏的。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报社收到了三十多封读者来信，其中二十多封是骂她的。有人说她是“贵族婊子，装什么穷人代言人”，有人说她是“犹太人的走狗”（她不是犹太人，但骂人的人不在乎事实），还有人直接说“你应该被关进疯人院”。



但也有几封信是支持的。其中一封是一个女工写来的，只有一句话：“谢谢你看到了我们。”



伊洛娜把那封信贴在办公桌的墙上，每天看着它。



贝尔塔的病已经好了。她又回到了报社，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但伊洛娜注意到，贝尔塔偶尔会咳嗽，咳得很厉害，有时候咳出血丝。



“您应该去看医生。”伊洛娜说。



“看了。医生说是支气管炎。”



“支气管炎会咳血吗？”



贝尔塔看了她一眼。“你在怀疑什么？”



“我不知道。但您应该再检查一次。”



贝尔塔沉默了几秒钟。“等忙完这阵子再说。”



“哪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