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四十三分，老夫子醒了。不是被吵醒的，是自然醒。他的生物钟已经精准到了不需要闹钟的程度，每天这个时候，眼皮会自动拉开，像窗帘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缓缓卷起。窗外还是黑的，只有东边地平线上有一道细细的白线，像一条发光的丝带，把天和地分开。小葵蹲在他的枕头边，两只琥珀色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光，像两颗小小的、温暖的星星。它没有叫，只是看着他，安静地、耐心地看着他，像是在等他醒来，又像是知道他一定会醒来。



老夫子伸出手，摸了摸小葵的头。小葵的毛很软，很滑，在他手指间滑过，像丝绸，像流水。他的手指在它的耳朵后面挠了挠，小葵眯起眼睛，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把头埋进他的掌心里，蹭了蹭，跳下床，走到纸箱边，蹲在箱沿上，朝着里面叫了一声“喵”。声音很细，很轻，像一个母亲在叫孩子起床。纸箱里，四只小猫挤在一起，睡得很沉，被叫了好几声才慢慢睁开眼睛，打着哈欠，伸着懒腰，一只接一只地从纸箱里爬出来。它们已经长大了很多，最小的那只灰色的，比以前胖了一圈，毛色亮得像银子。它走到老夫子脚边，蹭了蹭他的脚踝，然后跑向厨房，去吃饭了。它们的食盆里总是有吃的，陈小姐每天晚上都会加满猫粮、换好清水，从不间断。



老夫子坐起来，靠在床头，看着窗外。窗台上那盆向日葵开了，金黄色的花瓣在晨光中像一个个小太阳，花盘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葵花籽，像一张笑脸，像在跟他说早安。他已经记不清这是陈小姐送他的第几盆向日葵了——也许是第四盆，也许是第五盆。向日葵的花期不长，开几天就谢了，谢了他就换一盆新的，新的开了，旧的摘下来，挂在墙上，晒成干花。现在他家的墙上已经挂了十几朵干向日葵了，金黄色的花瓣变成了深褐色，花盘缩小了，皱巴巴的，像一张张老人的脸，但它们还在那里，还没有被扔掉，还在这面墙上，在这个家里，在他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



老夫子穿上衣服，走出卧室。客厅里很安静，只有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响。他走到阳台，推开窗户，深吸一口气。清晨的空气很凉，很清新，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还有远方传来的、淡淡的花香，说不清是什么花——也许是李婶阳台上的茉莉，也许是王大爷窗台上的栀子，也许是陈小姐花店里那些还在沉睡的百合。他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街道。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晕在晨雾中散开，像一朵朵模糊的花。没有人在走路，没有人在骑车，没有人在等公交车。整个世界像是还没有醒过来，还在梦中，还在那个没有声音、没有颜色、没有时间的混沌里。



老夫子回到屋里，走进厨房，烧了一壶水。水在壶里“咕嘟咕嘟”地响，蒸汽从壶嘴里冒出来，在灯光下变成白色，像一团一团的云。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杯子，白色的，瓷的，杯壁上印着一朵兰花，是陈小姐送他的。他把一撮茶叶放进杯子里——龙井，明前茶，陈小姐上个月新进的，说是今年的新茶，很嫩，不能用开水，要用八十度的水慢慢泡。水壶的开关跳了，他提起水壶，把水倒进杯子里。水冲到茶叶上，茶叶在水中翻滚，慢慢舒展开来，像一朵朵在春天绽放的花。水的颜色从透明变成了浅绿色，清澈得像一块玉。



老夫子端着茶杯，走到阳台上，坐在那把旧藤椅上。藤椅是王大爷送的，他家装修，换了新家具，旧藤椅没地方放，问老夫子要不要。老夫子说要，就搬来了。藤椅很旧，藤条有些地方断了，用胶带缠着，坐上去会“嘎吱嘎吱”地响，像一个人在咳嗽。但他很喜欢这把椅子，因为它有王大爷的温度——不是体温，是时间的温度。一个人坐了二十年的椅子，会记住他的形状，他的味道，他的叹息。老夫子坐在上面，感觉像是坐在王大爷身边，听他讲年轻时的故事，讲那个叫小芳的姑娘，讲那颗还没种下去的石榴种子。



他喝了一口茶，不苦，不涩，有一点点甜，还有一股说不清的清香，像春天的风，像清晨的露水，像陈小姐头发上的洗发水味道。他闭上眼睛，在黑暗中，看到了很多人——不是一张一张的脸，是一幅一幅的画，一幅一幅流动着的、鲜活的、有声音有温度的画。



他看到了方老师。方老师站在那栋老居民楼的门口，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闪着银色的光。他朝老夫子挥手，动作很慢，很轻，像在赶一只看不见的蝴蝶。他的手还举在空中，还没有放下，老夫子已经走出了楼道，走出了小区，但那只手还在挥，还在那里，在那个画面里，永远挥着。



他看到了林姨。林姨站在山顶的木屋前，身后是那棵松树，松树下是那间石屋，石屋的烟囱里冒着烟，很细，很淡，像一根快要断了的线。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布衣服，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白色的棉絮。她的眼睛很亮，像两颗被打磨过的黑曜石，看着老夫子，看着老夫子下山，看着老夫子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