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6月·巴黎·勒阿弗尔



埃莱娜·杜布瓦站在陆军部大楼对面的街角，等待时钟敲响九点。



陆军部坐落在圣多米尼克街上，是一座十七世纪的灰石建筑，原属于一个在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的公爵。三色旗在门廊上方有气无力地垂着，六月的风太轻，托不起那面沉重的旗帜。门口站着两名穿深蓝制服的哨兵，刺刀在晨光里闪着细细的银线，像两根缝衣针插在灰色的布料上。



她选择了一套最不起眼的装束：深棕色的长裤，白衬衫，灰色马甲，一件略大的黑色外套。头发全部塞进一顶深色的鸭舌帽里，帽檐压到眉毛。胸口的束缚用了三层亚麻布，勒得她每一次深呼吸都隐隐作痛。这是她过去两年里穿过无数次的行头——在综合理工学院的走廊里，在拉丁区的咖啡馆里，在任何她需要成为“埃利·杜邦”而不是埃莱娜·杜布瓦的地方。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她要走进陆军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职业军人，其中一些人接受过识别伪装的专业训练。一个错误的动作——肩膀太窄、步幅太小、喉结不够突出——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



她不是没有考虑过风险。她考虑了整整一夜。



天亮的时候，她的结论是：如果他们想抓她，不需要用公函。如果他们想测试她，不去就输了。如果那个灰眼睛的年轻人真的是投递匿名信的人，那么他已经在棋盘上落了一子。她必须回应。



埃莱娜深吸一口气——亚麻布勒进肋骨——然后迈步穿过街道。



哨兵查看了她的证件。证件上的名字是“埃利·杜邦”，性别是男性，出生日期比她真实年龄大两岁。纸张的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印章褪色了一半，看起来像是被反复使用过的样子。这是米歇尔帮她弄到的，花了四十法郎和一个在市政厅档案室工作的远房表亲的人情。



哨兵把证件还给她。



“地图室。上楼梯左转，走廊尽头。”



她通过了第一道门。



走廊比外面暗。窗户开得很高，窄得像射击孔，阳光斜切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平行的亮条。她的靴子踩在石板上，发出一种她控制不住的、比男靴略轻的声响。她试图把步子迈得重一些，但那样走路会显得不自然。她选择保持原来的步态——一个瘦削的、不爱运动的年轻学者的步态，轻，但不至于引起怀疑。



地图室的门开着。



房间比她想象的大。至少四十尺长，三十尺宽，天花板极高，上面画着一幅褪色的壁画——大概是某位公爵请人画的，描绘某个早已被遗忘的胜利。壁画下面，整面整面的墙壁被巨大的地图占满。有意大利北部的，有莱茵河流域的，有地中海西岸的，甚至还有一张埃及——尼罗河像一条蓝色的蛇蜿蜒穿过黄色的沙漠。



地图上插满了图钉。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白色的。有些图钉之间连着细线，形成某种她暂时还看不懂的网络。房间中央是一张巨大的橡木长桌，桌上堆着更多的地图、圆规、量角器、尺子，以及几摞用皮革装订的册子。



桌前坐着两个人。



一个穿着上校制服，大约五十岁，头发灰白，剪得极短，露出头皮。他的脸是军人的脸——晒成深褐色，嘴角有两道刀刻般的法令纹，眼神像检查武器的士官，正在用目光拆解每一个进入他视野的人。



巴普蒂斯特·德·博蒙上校。



另一个人站在窗边，背光，脸藏在阴影里。但埃莱娜认得那件深色大衣，那个高领，以及那顶压得很低的帽子。灰眼睛的年轻人。



“杜邦先生。”博蒙上校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西南部口音——大概是图卢兹一带，埃莱娜想，“准时。好习惯。”



她没有回答。只是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顶鸭舌帽。



“进来。关门。”



她照做了。门闩落下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



博蒙上校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翻开。埃莱娜离得太远看不清上面的字，但她能看见纸张的边缘——那是她写的密信。斯特拉斯堡上尉收到的那些。一共十七封。全部被抄录、存档、装订成册。



她的胃收缩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