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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知道一件事：



这个人的书，会改变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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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几十英里外的朗博恩，玛丽正在写第三案的最后一页。



她坐在书桌前，窗外的天已经亮了。蜡烛燃尽了一根，她又换了一根新的。墨水瓶里的墨水下去了一半，旁边的木屑堆了一小撮。



她拿起羽毛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在瓶口轻轻刮了刮，然后落在纸上。



弗朗西丝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年轻人被带走。他的手指上还沾着红红的印泥——那是弗朗西丝让他按的。



“你为什么让我按这个？”他临走时问她，眼睛里满是困惑。



弗朗西丝没有回答。



她只是低头看着手里的两张纸——一张是从死者的茶杯上取下来的，一张是刚才那个年轻人按的。



两张纸上，纹路一模一样。



她不需要告诉他为什么。



她知道就行。



玛丽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



笔尖又钝了，但她现在不想削。



她把那叠稿子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胡茬的证词。弗朗西丝的新案子。那个站在门口、脸色发白的年轻人。



也许有一天，那些纹路真的会说话。



也许有一天，她的书真的会改变什么。



她把稿子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田野被初升的太阳染成金色。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远处的树林里传来布谷鸟的声音。



她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然后她笑了。



转过身，她把那叠稿子收好，放进抽屉里。和第一卷、第二卷放在一起。三，三个案子，一个叫弗朗西丝·沃斯通的女人。



抽屉关上的一瞬间，她看见旁边那本《为女权辩护》的书脊。



另一个玛丽。



一百年前的玛丽。



她忽然想，如果那个玛丽知道自己正在写侦探小说，会是什么表情？



大概也会笑吧。



她走回书桌前，把那支钝了的羽毛笔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笔尖已经分叉了，写出来的字会变粗，不好看了。



她从抽屉里摸出小刀，开始削。



刀锋贴着笔杆，一点一点往下刮。木屑落在桌上，细细的，卷卷的。



削好之后，她把笔尖在烛火上烤了烤，让笔尖稍微硬一点。然后蘸了蘸墨，在废纸上试了试——顺滑多了。



她满意地点点头。



她把笔插回笔筒，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弗朗西丝·沃斯通的第三个案子，写完了。



下一个案子，还不知道是什么。



但她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