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七家。



那些厂主们一开始还嘴硬，说“这是闹事”“这是刁民”。但报纸上那篇报道被反复转载，伦敦人都在议论那些“肺里塞满棉尘”的女人。



他们的太太从皮卡迪利回来，问他们：“你们厂里，有没有那种口罩？”



他们的女儿在学校里被同学问：“你爸爸的工厂，是不是会让人憋死？”



第四天，有一个厂主撑不住了开始向社会公开寻求有效的防护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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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子寄出去的那天，伦敦下着小雨。



玛丽站在邮局门口，看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包裹被收进去，在柜台上堆着的那些信件和包裹中间，它不起眼得很。深色的粗布包着，麻绳扎紧，封口上盖着她的印章——那支羽毛笔，那朵野蔷薇，还有那个小小的。



她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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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马车就停在加德纳家门口了。



简和伊丽莎白的行李已经搬上去，两个大箱子，还有几个小包裹——简那匹浅蓝色的布料，伊丽莎白那本诗集，还有给基蒂和莉迪亚带的几样小玩意儿。玛丽的东西最少，还是那个布袋子，装着那套象牙削笔刀和那方印章，还有几页没写完的草稿。



加德纳太太站在门口，拉着简的手絮叨了好一会儿——回去好好吃饭，别太累，有空再来。简一一应着，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加德纳先生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帽子，也絮叨着马车路上要小心，到了记得写信。



玛丽最后一个出来。



她走到马车前，正要上去，忽然又停下来，转过身，看着加德纳先生。



“舅舅，”她轻声说，“有句话想跟您说。”



加德纳先生愣了一下，走过去，微微弯下腰。



玛丽踮起脚尖，凑到他耳边。



“等我的新一卷书开始卖，您就过上几日，再去那些工厂走一趟。”



加德纳先生的眼睛微微睁大。



玛丽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肯定会有人愿意行动的。”



加德纳先生直起身，看着她，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惊讶，又从惊讶变成恍然大悟。



“你是说……你那……”



玛丽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加德纳先生拍了一下脑门。



“哎呀，你这孩子——我早该想到的！那帮厂主别的不怕，就怕报纸上写他们。你那书一出，满城都在议论，他们还能坐得住？”



玛丽点点头。



“到时候您再去，不用多说，就问问他们还缺不缺货。”



加德纳先生看着她，那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佩服，是惊讶，还有一点“这丫头到底还有多少心眼”的意思。



“还是你聪明。”他说，声音里带着笑。



玛丽顿了顿，又开口。



“还有一件事。”



加德纳先生又弯下腰。



“如果能找几个贵族太太们用上这东西，”玛丽说，“那就更好了。她们用什么，底下人就想学什么。太太们戴了，先生们就会想，也许该给厂里的工人也配一配。”



加德纳先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笑容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种压都压不住的笑。



“玛丽啊玛丽，”他摇着头，“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



玛丽没有回答。



她只是笑了笑，转身上了马车。



简和伊丽莎白已经在车里等着了。简伸手拉了玛丽一把，让她坐稳。伊丽莎白掀开窗帘，往外看。



加德纳一家站在门口——加德纳先生，加德纳太太，还有几个仆人，都出来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