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又补了一句。



“伦敦治安？我们出门有马车，有保镖，怕什么？那些穷鬼自己倒霉，关我们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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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情没那么简单。



泰晤士报销量暴涨，其他报纸的销量自然就跌了。主编们急得团团转，开会开到半夜。第二天，各家报纸都派了记者专门盯着伦敦治安，每天一篇报道。什么“昨夜某街又发劫案”“某某帮派横行东区”“受害者家属哭诉无门”——篇篇都是血淋淋的案子，写得比泰晤士报还狠。



这些报道，反而印证了泰晤士报社评的正确。



半个月后，查理曼的议案再次提交。



这一次，支持的人多了不少。



托利党内部也开始争论。几位老派的地主贵族站出来反对：“政府哪来那么多钱？警察多了，税就得多收，收上来谁出？还不是我们出？”



可另一些人说话了：“社交季节我们要在伦敦住好几个月。街上到处是贼，出门带保镖都不踏实。治安好了，对谁都有好处？”



一个平时很少开口的中年议员站起来，慢悠悠地说：“我孙子今年八岁，上个星期差点被人当街抢走怀表。幸亏旁边有人喊了一声，贼跑了。这事我到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议事厅里安静了几秒。



那些坚持反对的乡下贵族，这下也没话说了。可他们的人头，在议会里不够用了。那些常年在伦敦社交季里打滚的人，才是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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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人每天都在盯着这事。



咖啡馆里，酒馆里，街角上，到处有人在问：“那个议案过了没有？”



有人在议会外面举牌子，风雨无阻地站着，牌子上面写着：“我们要安全。”



一个星期后，夏洛特带着那份报纸，去了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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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在王宫门口停下。夏洛特下车，抬头看了一眼那扇巨大的铁艺大门——门上镀金的纹章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亮，那是乔治四世即位后新换的，据说花了上万镑。



她跟着侍从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挂满了油画，每一幅都是历代国王和王后的肖像，画框是纯金的，雕着繁复的花纹。天花板上的壁画描绘着诸神与英雄，在无数盏水晶吊灯的映照下，那些色彩鲜艳得几乎要滴下来。脚下的地毯是波斯进贡的，深红色的底子上绣着金色的花纹，踩上去软得让人担心会陷进去。



侍从在一扇巨大的双开门前停下来，轻轻敲了敲，然后推开门。



觐见厅比她记忆中的还要奢华。



墙壁贴满了金箔，在烛光下泛着流动的光。几十盏水晶吊灯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来，每一盏都有上千颗水晶，折射出无数道细碎的光。窗前挂着深红色的天鹅绒窗帘，用金色的流苏束起。角落里摆着几尊大理石雕像，都是希腊神话里的神祇，雕得栩栩如生。



乔治四世坐在正中的王座上，整个人陷在那把华丽的椅子里。



那是一把镀金的椅子，靠背雕着王冠和百合花，扶手上镶着红宝石。可坐在上面的人，和这把椅子完全不相称。他穿着宽松的晨袍，领口敞着，露出松弛的脖颈。头发稀疏地贴在头皮上，脸色泛着常年饮酒过度的潮红。眼睛浑浊，眼袋浮肿，整个人像一团被揉皱的旧绸缎，堆在那把金色的椅子上。



门在她身后关上，偌大的觐见厅里只剩下父女两人。



“我还以为，”乔治四世开口，声音沙哑，带着一点嘲讽，“你母亲死后，你再也不会来见我了。”



夏洛特站在几步之外，微微抿了抿嘴。



她想起母亲死的那天。想起那个被拒之门外的女人，想起她在教堂外面敲了三扇门，一扇都没开。想起她一个人死在黑麦屋，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可她没有让这些情绪爬到脸上。



“眼下有公务。”她开口，声音淡淡的，“伦敦的治安问题。议会正在讨论，议案需要支持。”



乔治四世低头看了一眼她放在桌上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