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劝我？”



他张了张嘴。想说很多话——说你的肾小球肾炎、乳腺癌稳定了吗？说你的腰不好不能长时间穿防护服，说家里有孙子要带，说我们两个人总得有一个留在家里。他想把这些花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做成一条项链，挂在她的脖子上，把她留在牡丹江。



但他没说。



因为他知道，这些话拦不住她。三十一年了，他从来拦不住她。就像她也拦不住他一样。



“不劝。”他说。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笑。是真的笑。不是气的。是那种嘴角往上弯、眼睛也弯的笑。



“你什么时候报名的？”他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天更亮了一些，从靛蓝变成灰白。桥上的路灯灭了，一盏接一盏，像是谁沿着桥身一路吹灭了蜡烛。



“正月初二。”她说。



正月初二。省卫健委的通知发下来的那天。他站在哈尔滨的阳台上抽第三根烟的那天。她在电话里说“我等你回来”的那天。



“你给我打电话那天晚上，”她的声音低下去，“我就填了报名表。”



刘明远闭上眼睛。



他想起那天晚上。他挂掉电话之后，站在阳台上，把空烟盒捏扁又展开，展开又捏扁。他想起自己回到办公室，开始写三十个人的名单。他想起自己在名单上画了一个又一个圈。



而她，在四百公里之外的牡丹江，坐在他们的卧室里，打开电脑，下载了报名表。报名表的第一栏是“姓名”。她打了三个字：王淑芬。第二栏是“专业”。她打了四个字：儿科医学。第三栏是“是否服从调配”。她打了一个字：是。



他想象她打字的样子。她打字很慢，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敲。敲完之后会停下来检查一遍，确认没有错别字。她的老花镜架在鼻梁上，镜片反着电脑屏幕的光。孙子在旁边睡觉，呼吸均匀。窗外的雪还在下。



她填完报名表，点了“提交”。然后关掉电脑，躺到他睡的那一侧床上，枕着他的枕头，睡着了。



“淑芬。”



“嗯。”



“那我们武汉见。”



电话那头又传来了那种哭声。压着的，捂着嘴的，不敢出声的。但这一次，哭声中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不是恐惧。不是委屈。是别的东西——是一种只有在确定了某件事之后才会有的东西。



“好。”她说。“武汉见。”



挂了电话，刘明远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片云。跟陈大爷盯了一整夜的那块水渍一样。



他想起父亲。想起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爸等你回来。”



手机又震了。



是王淑芬发来的消息。不是文字，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是孙子，坐在客厅的地毯上，手里举着那本《好饿的毛毛虫》。孙子的嘴张着，像是在念“星期一，毛毛虫吃了一个苹果”。他的脚上穿着两只袜子——一只蓝色，一只灰色。照片的角落里能看到电视的一角，屏幕上在播新闻。



照片下面，她打了一行字：



“他今天念了五遍。每一遍都说是念给爷爷听的。”



刘明远把手机贴在胸口。屏幕朝内，贴着那个装过支架的地方。手机是温的。



他擦干眼泪，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上。



小林还站在床边，眼睛通红地看着他。周远和刘芳也没有走。赵领队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那部手机。



刘明远深吸一口气，一把抓住小林的手腕，力气大得连他自己都惊讶，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



“病区……现在怎么样？有多少重症？有没有人需要插管？eo那台机器，谁在盯着？”



小林被问得一愣，眼泪掉得更凶了：“主任，您都这样了还管病区……患者很多，一晚上又收了八个重症，刚才还有两个需要紧急插管，是小张医生硬着头皮上的，他手都在抖……”



刘明远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