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被分别押上了不同的军用卡车，车门合上之前，白诺听见杨小六在隔壁车厢里用力踢了一脚铁板的声音。



然后引擎发动了，卡车开出了医院大门。



当天夜里十一点，万国殡仪馆的金夫人坐在柜台后面，第五次拿起电话拨了白诺留下的那个号码。



忙音。



拨第二个号码。



还是忙音。



金夫人把电话放回去，脸色白了一层又一层。



白诺从去了日军医院之后每天晚上都会打一个电话回来，就说一句话，平安。



今天这个电话没有来。



金夫人站了起来，走到办公室翻出了白诺临走前压在抽屉底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个电话号码和一行小字：如果连续一天联系不上我，按顺序拨这两个号码，第一个号码接通后说我是来调琴的。



金夫人拿起电话拨了第一个号码。



响了六声，接通了。



“哪位？”



“我是来调琴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什么琴？”



“钟表店的琴。”



又是两秒钟的沉默。



“明白了。”



电话挂断了。



金夫人没有停，拨了第二个号码。



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口音里带着法语的腔调。



“万国殡仪馆的金夫人？”



“玛丽修女，白诺出事了，她今天没有打电话回来。”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玛丽修女的声音沉下去了。



“我知道了。”



金夫人挂了电话，又犹豫了一下，拨了第三个号码。



“是我。白诺那个丫头联系不上了。”



电话另一端是她丈夫的声音。



“我马上回来。”



金夫人把电话放下的时候，手还在抖。



法租界南昌路的安全屋里，卫霖在深夜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叫醒，马重山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刚抄录的电话记录。



“头儿，钟表匠的紧急联络渠道被触发了，金夫人打过来的。”



卫霖翻身坐起来，接过记录看了两秒。



“什么时候打的？”



“二十分钟前。”



“查，马上查她现在在哪里。”



马重山出去了四十分钟，回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查到了。今天下午日军专门医院的宪兵队执行了一次抓捕行动，扣了两个人，一个中国女性，一个十四岁左右的男孩，被转送到了特高课的拘留设施。”



卫霖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地板看了很长时间。



“是谁下的命令？”



“小川凉片。”



卫霖心下一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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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号地下拘留室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混着铁锈和消毒水的气息，从头顶的通风管道里一阵一阵地往下压。



白诺的双手被铐在铁椅的扶手上，手腕和金属之间垫着一层薄薄的棉布，那是押送她的宪兵在路上临时加的，因为她的手是要给日军军官做手术的。



这个细节说明院方还没有彻底放弃她的医疗价值。



头顶那盏白炽灯的瓦数至少有两百，光线直直地砸在她的脸上，眼底被烤得发酸发胀，但她没有闭眼，也没有低头，就那么直视着前方灰色的水泥墙壁。



隔壁传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