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落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佐拉太太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翻开了第一页。



法文译本的纸张偏薄，边角裁得不太齐整，一看就是平装版里最便宜的那档。



但字排得规矩，行距留得宽，读起来不费眼。



第一段写的是一九七五年的华夏，某个县城中学的大院坝。



雨和泥浆混在一起，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漫流。



佐拉的眉头皱了一下。



她教了二十年英国文学，审过上千篇学生论文，对文字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挑剔。



任何矫揉造作的修辞，任何无病呻吟的抒情，在她这里活不过三行。



但这一段没有修辞。



泥浆就是泥浆，雨就是雨。



没有人站在旁边替读者感叹这场雨有多冷，或者这片泥地有多凄凉。



它就那么摆在那里。



佐拉的手指在第二页的边缘停了一拍，然后翻了过去。



食堂里的午饭场景铺开了。



学生们按照家境分成三等，甲菜、乙菜、丙菜各排一列，



最前面拿白面馍的是日子最好的，中间是玉米面馍，最后面是两个黑面的高粱馍。



一个叫孙少平的少年站在最后面那一列。



他等所有人都走光了，才低着头走过去，从那个连菜汤都见不着油花的菜盆里，舀了一碗清汤。



佐拉的眼睛在那段文字上移动得很慢。



她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翻译用了一个法语词，“fUrtivement”，意思接近“偷偷摸摸地”。



但她联系整个段落的语境，觉得那个词放在这里并不准确。



那个少年的动作里没有“偷”的成分。



他只是在躲。



躲的不是食物，是别人看他拿黑面馍时的目光。



佐拉的后背往沙发靠垫里陷了一寸。



她想起了什么。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



围城战进行到第八个月的时候，城里的补给线被切断了。



面包从限量发放变成了抢。



联合国的救援物资一到分发点就被一抢而空，



分到手里的往往只有半块硬得能砸死人的黑面包，掰开来里面带着绿色的霉斑。



她记得隔壁楼的那个银行职员。



四十多岁的男人，围城战之前每天西装领带，皮鞋擦得能照人。



排队领面包的时候，他总是站在队伍最后面。



拿到那半块发霉的面包，他不当场吃。



他带回家，关上门，用刀把霉的部分仔细切掉，



剩下的掰成小块码在盘子里，一个人坐在餐桌前慢慢嚼，好像那是一顿正式的晚餐。



后来那个男人死在了一次炮击里。



佐拉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继续往下看。



灯光暗了一下。



公寓的电路老化，一到雨天就不太稳当。



佐拉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上那个被林阙换过的灯泡，



嘟囔了一句“该死的电线”，起身从橱柜里翻出一根蜡烛，点上，放在茶几边角。



蜡烛的火苗跳了两跳，在墙上投出一个晃动的影子。



她重新坐下来，把书凑近了些。



孙少平开始在煤矿里干活了。



那些描写体力劳动的段落密得喘不过气。



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