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揉了揉发麻的腿，推开了那扇门。



门外，刘典吏正靠在廊柱上打盹。



油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听到门响，他猛地睁开眼，目光先是迷茫，然后迅速恢复了精明的光泽。



“找到了？”他问，声音有些沙哑。



沈知行把那份摘要递过去。



刘典吏接过去，就着廊下的灯笼光看。他的眉头先是皱着，然后慢慢舒展，最后整张脸都僵住了——不是愤怒，是震惊。那种“原来如此”的震惊，混合着“我要怎么收场”的焦虑。



“张三省……”他喃喃道，声音低得像是自言自语。



沈知行没有说话。他知道这时候沉默比任何话语都有力量。



刘典吏猛地抬头，盯着沈知行看了很久。那目光里有审视，有犹豫，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忌惮。



“你没跟别人说过这些？”他压低声音问。



沈知行摇头：“您是第一个。”



“为什么要告诉我？你知道这些东西拿出去，能……”



“能换个官做？”沈知行接过话，苦笑了一声，“刘爷，我一个罪官之子，拿着这些去告张三省，下场跟我爹一样。但是这些东西给您就不一样了——您是台州府户房典吏，您有资格直接向知府大人呈报黄册清查结果。您可以说，是您自己花了两个月翻遍了账簿，发现了这些纰漏。”



刘典吏的眼皮跳了一下。



“三千两百两的窟窿补上了，知府大人少了一桩心事，”沈知行继续说，声音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户部的检查也应付过去了。至于张三省——您不必揭发他，只需要把账面平了，不让他再有机会做同样的手脚就行。他不会找您麻烦，因为您手里有他的把柄。”



刘典吏沉默了很久。



廊下的灯笼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光影在他脸上忽明忽暗。



“你呢？”他终于开口，声音里少了几分刚才的紧张，多了一种老吏特有的世故，“你想要什么？”



“还是那句话——一口饭吃，一个身份。”沈知行说，“我想在府衙户房谋一个书吏的差事。不要工食银，不要编制。只要一席之地，让我能安心活下去。”



他没有说的是——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活下去”。他需要留在府衙，接触更多的文书档案，了解台州乃至整个浙江的防务、军饷、粮秣调配。他想抗倭，想救人，想做很多事，但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从一个小书吏的案头开始。



刘典吏把那份摘要折好，塞进袖子里。



“从明天开始，”他说，语气像在吩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就在黄册房里做事。工食银一个月三钱，从我的份额里扣。对外就说……你是我乡下的远房表侄，来投亲的。”



沈知行躬身一揖：“多谢刘爷。”



他没有多说什么感激的话。在吏这个阶层里，话说得太满反而是不信任的表现。刘典吏愿意收他，不是因为赏识，是因为他有用——而且用起来暂时无害。



这种关系，才是最能持续的。



九月二十日，清晨。



沈知行从那间破屋搬到了府衙后院的一间小耳房里。耳房只有一扇窗户，一张木板床，一张缺了抽屉的桌子，但比之前住的地方好了十倍——至少屋顶不漏雨，门可以闩上。



他把那三两铜板换成了二两碎银——一块沉甸甸的，握在手里有种踏实的感觉。然后去街上买了一身洗得发白的旧青布直裰，一顶网巾，一双新布鞋。总共花了九钱银子，心疼得像割肉一样。



回到耳房，他对着桌上那面模糊的铜镜，平生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打量这具新身体的面孔。



瘦，白，眉目间有一种病弱的清秀，嘴唇干裂，颧骨高耸，眼眶下是浓重的青黑。看上去确实像一个饿了一冬天的读书人。



但眼睛跟原主不一样。



沈存义的儿子沈知行，在记忆里眼神总是畏缩的、闪躲的——是那种被欺负惯了的眼神。而现在的沈知行，瞳孔深处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沉稳和警觉，像是见过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