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有人笑了。那教员推了推眼镜。“那我们能做什么？”



“很简单，你们若是真想为国家做点事，将来做了工厂主，发了财，欢迎来前线看看。但千万不要忘记，你们之所以能安安稳稳地赚钱，是因为有人在拼命。



你们发了财，也不要忘记给前线将士捐点弹药钱。若有人不捐，你们就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一遍不听讲两遍，两遍不听讲三遍。讲到他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为止。”他话锋一转，笑了一下，“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动不动就喊打倒资本主义。



与其满大街贴标语打倒资本，不如好好读书，将来做个通情达理的资本家。将来发了财，记得多捐几门迫击炮，也是抗日。”



台下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有人在角落里喊了一声：“那您自己不也是军阀吗？”声音不大，但在这个闷热的礼堂里，每一个字都砸在所有人耳朵里。



礼堂里忽然安静了。所有人都在等着李守愚发火。他没发火。他靠在讲台上，看着那个角落。说话的是个穿灰布衬衫的男生，领口洗得发白，手里的小本子翻开到空白页，笔还悬在上面。



“这位同学问得好。我是不是军阀？”李守愚把稿子放在讲台上，往前走了两步，站在台口，“诸位，你们知道我在上海滩被叫什么吗？商会的人叫我‘李剥皮’。



为什么？因为我收税。码头上卸一船货加一成，卖生煎包的老头都要交炉灶税。税率拉得比青帮的保护费还高。



你们觉得我是军阀，是资本家，是刮地皮的。”他看着那个男生，“但你们知道这些税去哪儿了吗？”



没有人回答。



“变成捷克机关枪了。”李守愚转过身，走到讲台另一边，“你们在报纸上看到喜峰口的大刀队砍了七百多个鬼子。大刀队的刀，是二十九军的铁匠铺打的。



但二十九军换下来的第一批捷克机关枪，是用我收的税买的。”他站定，“所以你们刚说我是军阀——军阀有这么窝囊的吗？军阀的税是用来养姨太太、买别墅、存外国银行的。我的税，变成了枪，枪到了前线，前线的大刀队换上了机枪。”



台下又沉默了。那个戴眼镜的男生手里的笔悬在纸上，一个字都没记。



“你们有人喊打倒资本主义，有人喊打倒军阀。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喊这些口号的时候，是谁在给你们挡着鬼子？是那些拿大刀的兵。他们的枪是谁买的？是我这个被你们叫‘李剥皮’的人买的。



我不是要你们感谢我，我是要你们想清楚一件事——你们口中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也分好资本和坏资本？你们口中的军阀，是不是也分刮地皮的和买枪的？”



他走下讲台，站在讲台下面，仰头看着最后一排的学生。“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作为一个被你们叫‘军阀’的人，作为一个被你们叫‘资本家走狗’的人，跟你们说一句话——你们将来当了资本家，不要急着打倒自己。先看看自己的钱用在了什么地方。用在前线，你就是好资本家。用在租界别墅，你就是坏资本家。评判的标准不是主义，是子弹。”



礼堂里忽然安静了。不是之前那种酝酿着反驳的安静，是一种“这个人说的话好像没办法反驳”的安静。然后最后一排有个女生站起来，短发，阴丹士林蓝旗袍，手里的小本子已经合上了。



“李师长，您刚才说了很多关于钱的事。但您还是没有回答我同学的问题——您这样公平吗？您当师长，他当工人。您一个月拿多少军饷？他一个月拿多少工资？这怎么能叫公平？这怎么能叫共产主义？”



李守愚站在讲台下面，看着那个女生。她的眼神跟当年在豫东质问他的那个商会代表一模一样——不是找茬，是真的想知道答案。他忽然笑了。



“这位女同学问得好。我一个月军饷三五百块大洋，法租界一个纺织厂工人，一个月大概拿十来块。



我拿的是他的好几十倍。公平吗？不公平。但这不公平，不是因为我剥削了他，而是因为我们干的活不一样。”台下有个穿背带裤的男生小声说了句什么，旁边的人都在点头。



李守愚转过身，走回讲台边上，重新站上台。“这位同学，我跟你说个道理。你当工人，一个月拿十来块大洋。我当师长，一个月拿三五百块大洋。但鬼子打进来的时候，你得上前线，我也得上前线。你死了，你爹妈哭。



我死了，你们全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