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郭朴等内阁同僚则对徐阶越加怨恨，草拟遗诏这么大的事，你徐阶竟然绕开同僚，却拉来一个门生参与，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1567年，隆庆元年，新皇帝朱载垕继位后，内阁一下子充实到六个人的规模：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陈以勤、张居正。
张居正在参与草拟遗诏后，很快就入阁。史家认为，这是因为张居正跟高拱一样，是朱载垕府邸的讲官，但更关键的是首辅徐阶的举荐。
六人中，徐阶与高拱互相不对付，两人的争斗开始了。
最早是言官、吏科给事中胡应嘉检举，高拱在嘉靖病重期间，竟然偷偷溜回家，有失职守。因为胡应嘉与徐阶是同乡，高拱认定，这起针对自己的举报，来自徐阶的指使。
高拱随后在另一起事件中，抓住胡应嘉的把柄，要求对胡应嘉革职处理。结果一公布，在京言官认为高拱是挟私报复，把他比作北宋权臣蔡京。
深陷舆论风暴中的高拱，迅速唆使言官弹劾徐阶，转移舆论焦点，罪名是徐阶纵容儿子横行乡里。
很快，言官之间进行了一轮轮的弹劾与反弹劾，朝廷乱成一锅粥。
晚明的言官，作为一个群体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在高层权斗中，亦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打手。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这是以小官钳制大官的一个“机关”。因为言官一旦对某个官员发起弹劾，无论这个官员的职位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提出辞职，至于是否慰留，决定权在皇帝手里。
在这场言官大混战中，高拱、郭朴、徐阶三个阁员先后去职。争斗的双方，两败俱伤。
此时的徐阶才意识到，新皇帝没有按照惯例对他的辞职表示挽留，而是顺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这表明，新皇帝并不需要他这个前朝首辅再来“倚老卖老”。
这一刻，徐阶明白无误地确认，自己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了。
离开京城前，徐阶向张居正作了最后的托付。
张居正后来在给徐阶的信中，说此次别离，“泪簌簌而不能止”；又说“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复何言”。
徐阶确实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但高拱在两年后“卷土重来”。跟徐阶这一仗，赢得着实艰难。
1569年，年底，高拱出人意外地重返内阁。
据《明史》记载，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李芳联手，策划了高拱的复职，目的是为了抑制新入阁的赵贞吉。
赵贞吉1550年曾被严嵩驱逐出京，此次虽是新入阁，但资格比谁都老，因而举止傲慢。张居正或许自认资历尚浅，无法与之抗衡，故再次引入强势的前同事、恩师徐阶的劲敌高拱，作为对抗赵贞吉的“利器”。
高拱回来后，内阁果然掀起新一轮争斗。
我们都知道，当年加多宝和王老吉打架，受伤的是和其正。历史也一样，高拱和赵贞吉杠上了，第一个退出内阁的却是中立派陈以勤，谁都得罪不起，只好得罪自己，走人算了。后来，好好先生李春芳，也一走了之。
仿佛当初高拱、徐阶权斗的重演，高拱、赵贞吉再次分别调动自己的言官资源，互相弹劾攻击对方。
赵贞吉落败，离京前愤恨不已，说高拱的蛮横，真是谁也比不了。
到1571年，年底，内阁已走掉四人，仅剩高拱和张居正二人了。
高拱感觉，自己的时代终于来了。他忘了一直蛰伏在身边的危险。
张居正
3两虎相争
当帝国行政中枢剩下二人相对时，张居正（1525—1582）敏感地体会到权力挤压后的窘迫感，而心高气傲的高拱，还在余味悠长地享受胜利的滋味。
史书对高拱的评价是，有才干，无肚量。
他重掌内阁后，犹记恨当年徐阶对自己的打压，特别是对徐阶不让自己参与嘉靖遗诏一事耿耿于怀。所以，在他当权期间，把徐阶的政策全部推翻，甚至宣布嘉靖遗诏是“议事之臣假托诏旨”，全然不顾张居正也是嘉靖遗诏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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