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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只能默默忍着。他当下的处境和心境，颇像严嵩当政时，徐阶的处境和心境。



早年的张居正，曾在严嵩与徐阶的权斗中，看不惯恩师徐阶的隐忍退让、无所作为，愤而写信骂徐阶是固位希宠的和事佬。随后，他告病假，回江陵老家，借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三年后，张居正重返京城，似乎变了一个人。



他已经意识到，和徐阶的政治智慧比起来，自己三年前的冲动，简直就是个没头没脑的愣头青。



为了做成大事，首先必须舍弃名声，不怕人言。



宋儒朱熹说过，“真正大英雄者，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作将出来，若是气血豪忿，却一点使不着也”。张居正有权力欲，但他更想在得到权位后，做救世大英雄。



此时，他必须忍受来自高拱的气压，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很低。



尽管他与高拱是渊源颇深的故交。



两人有着几乎相同的政治履历，曾一起在国子监共事多年，后又一起担任裕王府讲官。高拱年长张居正12岁，一直算是张居正的顶头上司。他们曾一起爬山，约定他日入阁拜相，必当同心戮力，扶危济乱。



对高拱，张居正的感情十分复杂。他相当钦佩高拱的能力，所以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愿意策划其复职。即便后来，他们之间的裂痕清晰可见，但对高拱的政策，张居正也能以大局为重，予以支持。



在高拱的主导下，出现了史称“隆庆新政”的改革局面。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掌权后推行的改革，大多数均以高拱的政策为蓝本。



权力是一切斗争的本质，也是不能说出来的本质。更何况，内阁权斗始终在皇权的俯视下进行，谁暴露出对权力的觊觎，谁就会死得很难看。



所以，内阁权斗都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事纠纷或政见分歧中进行着。



高拱与张居正的特别之处在于，二人政见一致，理念相同，均是“忠于谋国”的政治家。除此，二人能够摆上台面的分歧，或许就只有对待前首辅徐阶的态度了。



徐阶返乡后，高拱意欲发动清算。后借着海瑞整顿江南富户兼并土地之机，让徐阶的两个儿子充了军。而徐阶本人，在张居正等人的多方回护下，终于免受追责。



对此，高拱对张居正颇起疑心。一次，他直接逼问张居正，说外界传言你收了徐阶的儿子三万两银子，到底有无这回事儿？张居正指天赌咒后，高拱才说，这是一个误会。



此后，张居正迫于高拱的压力，不敢与徐阶公开来往。



1572年，隆庆皇帝朱载垕突然病逝。临终前，急召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以及入阁不久的高仪入宫，要三人尽心辅佐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



三大臣互相期许，愿同心辅佐幼主，共度难关。



这里的同心，不仅是告慰先帝的嘱托，也是文官集团对抗宦官集团的惯例。



因为，在新皇帝朱翊钧即位的半个月内，司礼监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动。原先一直受到高拱压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突然被宣布升任掌印太监，成为宫中太监的一把手。



明朝以往的历史，内阁与太监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对抗关系。内阁强，则太监弱；太监强，则内阁弱。



眼见司礼监的人事超出自己的控制，高拱很自然就把个人的不满上升为整个内阁的意志。他愤怒地指出，内侍的人事变动，是有人欺负新皇帝年纪小、不懂事，乱来。他把自己与冯保的斗争，当作内阁与司礼监的斗争，声称要为内阁扩权而努力。



高拱



内阁三人中，高仪明哲保身，不表态；张居正则在接到高拱的通报后，表态支持高拱。



高拱信心满满，发动言官集体攻击冯保。最重要的一条指控是，每次新皇帝视朝时，冯保都站在旁边，文武百官到底是拜皇帝呢，还是拜一个阉人？



风暴来临前，张居正以视察隆庆皇帝的陵寝为由，离开了京城。回到京城后，他仍以生病为由，在家“养病”，不参与轰轰烈烈的“倒冯运动”。



事件到了了断之时，新皇帝召集百官集合。



随之皇帝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