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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装作没听见，走到教室后面拿起扫帚。既然今天轮到我值日，那就早点做完。



打扫的时候，苏晓晓一直在找话题和我聊。省城怎么样，原来学校怎么样，为什么转学。我简短地回答，不想说太多。但她问到“为什么来我们这种小地方”时，我还是停顿了一下。



为什么？因为这里没人认识我。因为这里足够远，远到可以暂时逃离那些目光、那些议论、那些我不愿想起的过去。因为这里有这棵银杏树，和我记忆里的那棵很像。



“这里安静。”最后我说。



林初夏正在擦黑板，听见这句话，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理解，有好奇，也许还有一点同病相怜。我不知道，也看不真切。



打扫完，我们一起走出校门。苏晓晓家在另一边，在校门口告别了。剩下我和林初夏，沿着银杏路走。



“你家也住这边？”她问。



“银杏巷17号。”



她惊讶地转过头：“就在我家隔壁！19号。”



我也有些意外。这么巧？



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走到一个路口时，她突然问：“你真的因为打架被劝退？”



我停下脚步，转身看着她。黄昏的光线下，她的眼睛很亮，眼神干净直接。



“你相信吗？”我反问。



“不相信。”



“为什么？”



“你看上去不像会打架的人。”



我笑了，很淡的一个笑。她不会知道，就在三个月前，我确实打了一场架。对手是三个高三的，我打断了其中一个人的鼻梁，自己的肋骨也裂了一根。但那场架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打，我没有说，学校也没有公开。最后的结果是，对方被记过，我被“建议转学”。



“有时候，”我说，“人不得不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



她没有追问，只是点点头，继续往前走。这让我有点意外，也有点感激。她懂得适可而止，懂得给别人留空间。



走到银杏巷口，她指着左边一栋爬满常春藤的二层小楼：“那就是17号，我家在右边，那个白色围墙的院子。”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17号比我记忆中的要旧一些，墙上的常春藤更密了。二楼窗户的玻璃裂了一道缝，用胶带粘着。院子里的杂草有半人高，显然很久没人打理了。



“那是我家。”她的声音把我拉回来。



我看向右边。白色围墙的院子很整洁，门口有棵歪脖子枣树，树上挂着一块小木牌，写着“初夏的树”。



“那是我七岁时挂上去的。”她有点不好意思，“很幼稚吧？”



“不会，”我认真地说，“很特别。”



是真的特别。在省城，没有人会在树上挂自己的名字。大家都住在高楼里，连棵树都看不见。



我们在巷口分开。我站在17号门口，看着这栋我五年没回来的房子。最后一次来是十二岁，外婆的六十岁生日。那时妈妈还在，我们一家三口从省城回来，在这里住了三天。



现在，妈妈不在了。爸爸在省城。我在这里。



我推开门。院子里的杂草几乎要把小路淹没了。我拨开草丛往里走，脚下的石板路长满了青苔。房子的大门是木质的，漆已经斑驳，锁也生了锈。



我拿出外婆给的钥匙，插了好几次才打开。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一股灰尘和陈旧的气味扑面而来。



屋里很暗。我摸索着打开灯，昏黄的灯光勉强照亮客厅。家具都蒙着白布，地板上积了厚厚的灰。墙上还挂着老照片，其中一张是妈妈小时候的，扎着两个羊角辫，站在那棵银杏树下笑。



我在那张照片前站了很久。照片里的妈妈大概七八岁，和我现在差不多大。她笑得那么开心，眼睛弯成月牙，缺了一颗门牙。



我伸出手，轻轻碰了碰照片上她的脸。



“我回来了，妈妈。”我低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