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署名“一个乡下助产士”的信，刊登在《泰晤士报》不起眼的角落里：



“我接生三十年了。年轻时跟师傅学，师傅说手要洗干净，用热水，用皂角，换了水再洗一遍。我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这么做的产妇，发烧的少。后来城里的医生们来了，说我们这些土办法没用，要用他们的新医术。结果呢？我亲眼看着那些被医生接生的产妇，一个接一个地发烧，一个接一个地死。我人微言轻，不敢说什么。但托马逊先生写的，是真的。洗手，真的能救命。”



这封信的下面，跟着好几条反驳。



“助产士懂什么医学？她们就是帮忙的，真正的医疗还得看医生。”



“一个乡下老太婆的经验之谈，也配和医学相提并论？”



“托马逊真是聪明，找助产士来帮腔。可惜找错了人。”



舆论场上吵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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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队街的一条小巷子里，杰克·萨瑟兰正在整理他的笔记本。



他是《泰晤士报》的记者，三年前因为报道苏格兰场用指纹破案一举成名。那一次，他赌对了。这一次，他决定再赌一把。



他没有写评论，没有站队，只是悄悄去了几家医院。



圣托马斯医院，他去了。盖伊医院，他去了。还有几家专门收治穷人的慈善医院，他也去了。



他找了护士，找了助产士，找了那些愿意开口的年轻医生。他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们亲眼见过的产褥热，哪些医生接生死得多，哪些死得少？



有些人闭口不谈。有些人闪烁其词。但也有几个人，犹豫再三之后，低声说了几句。



他记下来。一个一个记下来。



数据还不完整，结论还不明确。但他隐隐觉得，那个托马逊写的，可能真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