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死了。”他说，“警察说是病死的。可她不抽烟，不喝酒，身体一向好得很。进厂之前，一口气能走十里路不带喘的。进厂之后……进厂之后，就开始咳。”



他顿了顿。



“一开始只是干活的时候咳，后来不干活也咳。再后来，晚上咳得睡不着，整夜整夜地咳，咳出来的痰是灰色的。我带她看过医生，医生说没事，多休息就好。可她没有时间休息，一天不干活，一天没工钱。”



弗朗西丝给他倒了一杯水。



他接过去，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一半。



“三个月前，她跟我说，胸口疼。疼得直不起腰。我去厂里找工头，想请几天假。工头说，请假可以，工钱没有。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他把那杯水放在桌上，没有喝。



“又拖了两个月。上个月，她不咳了。”



他抬起头，看着弗朗西丝，眼睛里全是血丝。



“不咳了。我以为好了。可她越来越没力气，躺在床上动不了，吃不下东西。昨天早上，我去叫她起床，她已经……”



他说不下去了。



弗朗西丝沉默了一会儿。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是痨病。”他说，“肺痨。可她不吐血。痨病的人吐血，她没有。她就是喘不上气，憋死的。”



弗朗西丝站起来，走到窗前，又走回来。



“你希望我做什么？”



那个男人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绝望的光。



“我想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不是痨病。不是命。我想知道是什么杀了她。”



弗朗西丝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她点了点头。



“我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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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写完这一段，放下笔。



窗外，伦敦的天空灰蒙蒙的，那些烟囱还在吐着烟。



她想起东区那些棉纺厂门口涌出来的女工，那些边走边咳、手帕上沾着灰痰的女人。



玛莎·布伦南是她们中的一个。



也许是几十个，也许是几百个。



名字不同，故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