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的声音沙哑而坚定，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这件事，我们不能不做。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朝廷，为了天下。藩王宗亲若是势大，靖难之役就会重演。边将勋贵若是势大，安史之乱就在眼前。武将不可信，宗室不可信，能信的就只有我们这些读书人。”
他顿了顿，目光在谢迁和李东阳脸上扫过，声音变得更加沉重：“这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是列祖列宗传下来的制度，我们不能让它毁在我们手里。”
他拿起桌上的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了一行字。他的笔迹很重，每一笔都像是要把纸戳穿。
“大朝贺后，即令藩王、边将、勋贵各回驻地，不得在京逗留。”
他写完之后，把那张纸推给谢迁和李东阳看。
两人看了一遍，都点了点头。谢迁甚至从袖中掏出自己的私印，在纸上盖了一个章——红色的印泥在白色的纸上格外醒目，像是一滴血。
刘健将那张纸折好，放进袖子里。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窗外的蝉鸣声依旧响个不停，吵得人心烦意乱。
“我们都小看了陛下。”
他又说了一遍，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无奈，是感慨，还是一种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敬畏。
谢迁坐在椅子上，想起弘治年间，朱厚照还是太子的时候，他曾经去东宫给太子讲过课。
那时候的朱厚照，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坐在椅子上东张西望，坐不住，听不进去。
他讲《尚书》的时候，朱厚照在玩笔；他讲《春秋》的时候，朱厚照在折纸；他讲《大学衍义》的时候，朱厚照干脆趴在桌上睡着了。
他以为这是一个不成器的太子，一个需要他们好好教导的储君。
他曾经私下对刘健说：“东宫好逸乐，恐非社稷之福。”刘健也叹气：“先帝仁德，可惜太子不类其父。”
可现在，他才发现——他们都错了。那个在他们面前装傻充愣的孩子，那个在他们课堂上呼呼大睡的孩子，那个被他们以为“不成器”的孩子，从始至终都在骗他们。
他在东宫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他们，在了解他们，在琢磨他们。他让他们以为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让他们放松警惕，让他们以为可以掌控他。
然后，等他登基之后，他一出手，就打在了他们的七寸上。
谢迁的心里涌起一股寒意，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心机，这样的手段，这样的耐心——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东阳坐在椅子上，双手拢在袖中，目光低垂，看着桌面上的文书。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他的心里，比刘健和谢迁都要复杂。
他在想——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布局的？
是登基之后？
还是在东宫的时候？
还是更早？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弘治十六年的时候，他曾经去东宫给太子讲过一次课。
那天讲的是《资治通鉴》里的“贞观之治”，他讲了唐太宗如何听取臣下的意见，如何纳谏如流，如何与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共治天下。
他讲完之后，朱厚照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问了一个问题：“李先生，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是靠他一个人做到的，还是靠房玄龄、杜如晦那些人做到的？”
他当时回答说：“自然是君臣共治，太宗虽有雄才大略，但若无房杜等贤臣辅佐，亦难成贞观之治。”
朱厚照听了，点了点头，又问：“那如果房玄龄、杜如晦死了呢？贞观之治还在吗？”
他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朱厚照没有追问，又低下头去玩他的笔了。
他以为那只是小孩子随口问的一个问题，没有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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