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册房的头三天，沈知行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一句多余的话。



每天卯时三刻到，酉时正离开。除了必要的“是”“明白”“好的”，他不闲聊，不问东问西，不在任何人的茶碗边多停留一瞬。他做的事情也很简单——翻开过去五年的赋役册子，一页一页地抄录、核对、汇总，然后在本子上画出一张又一张表格。



刘典吏给他的工位在黄册房最里侧的角落，背靠墙壁，面朝窗，抬头就能看到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这个位置不好不坏——既不在路子上，也不被完全遗忘。



第三天下午，他故意把嘉靖二十八年至三十年的“物料折银”册子摊开在桌上，没有合上。



物料折银，是明代赋役制度中的一个特殊科目。许多地方上贡的实物（如药材、兽皮、铜铁等）在实际操作中会被折换成白银征收，以防止运输损耗。但折换的比率由地方自行拟定，报户部备案——这中间的弹性空间极大。



沈知行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把台州府过去三年物料折银的品类、数量、原价、折价比率全部拉成了一张对照表。然后他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规律——



凡是涉及“军需”的物料，折价比率都偏高；凡是涉及“内府”的物料，折价比率都偏低。



换句话说，军需物资按高价折银，朝廷多拨了银子；上贡内府的物资按低价折银，地方少交了实物。这一高一低之间的差额，默默地流进了某个环节的口袋。



他算了算，三年下来，光是这一项，就有大约一千二百两银子的“浮费”。



他在这张表上用朱笔圈了几个数字，然后故意把册子摊开，去了趟茅房。



回来的时候，韩茂才正站在他的桌边，假装在看窗外。



三十五岁的韩茂才，管税科的，瘦高个，颧骨很高，眼窝深陷，看上去总是像没睡醒。他在府衙干了十五年，从最底层的抄写员做到了税科典吏的副手，靠的是两样本事——记性好，嘴严。



沈知行走回座位，韩茂才的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轻飘飘地落在那张摊开的册子上。



“你在算物料折银？”他问，语气漫不经心。



“嗯。”沈知行把册子合上，也不避讳，“闲来无事，练练手。以前跟我爹学过算术，怕生疏了。”



韩茂才“哦”了一声，目光在那张合上的册子上停留了片刻，然后转身走了。



当天下午申时，刘典吏把沈知行叫到了里间，关上门。



“你今天给韩茂才看了什么东西？”他开门见山，语气不太高兴。



沈知行没有装糊涂：“物料折银三年对照表。我算了一下，军需折价和内府折价之间有大约一千二百两的浮差。”



刘典吏的脸色变了。



不是愤怒，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着警惕和欣赏的神情。就像一个人发现新收的徒弟比他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但又担心这股聪明劲儿会坏事。



“你有没有把这个数字跟别人说？”刘典吏压低声音。



“没有。”



“有没有写在正式的文书上？”



“没有。只有我自己的草稿本。”



“草稿本呢？”



沈知行从袖子里掏出那几张纸，放在桌上。



刘典吏拿起来扫了一遍，犹豫了一下，又把纸推了回来。



“留着吧，”他说，语气忽然变得有些疲惫，“但不要给第三个人看。这水比你看到的还要深。一千二百两？哼，你看到的只是水面上的浮冰。”



沈知行把纸折好，重新收进袖子。



“刘爷，我不是要查谁的账，”他说，声音诚恳而平静，“我只是想搞清楚这个系统是怎么运转的。知道了规矩，才能不犯错。”



刘典吏盯着他看了三秒钟，然后叹了口气。



“你这个年纪，不该有这种心思。”他摇摇头，语气里带着一种老吏对世事无常的感慨，“我十九岁的时候，只知道喝酒赌钱，被上一任典吏按着脑袋学算盘。你呢？你十九岁，眼睛里看的是三年五年的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