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卫的编制——按照编制，台州卫应该有五千六百名官兵，每年支粮约六万七千二百石，支饷约三万三千六百两。



但实际的数字，他需要从军户花名册和屯田清册中核实。



他站起来，走到刘典吏的里间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



刘典吏坐在桌前，正在吃早饭——一碗白粥，两个馒头，一碟酱菜。看到沈知行进来，他指了指旁边的凳子，含混地说：“吃了吗？”



“吃过了。”沈知行说，然后直接道，“周爷让我帮他核台州卫的粮饷，缺了附件，需要借军户花名册和屯田清册看一看。”



刘典吏咀嚼的动作停了一下。



他把嘴里的馒头咽下去，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然后放下碗，拿帕子擦了擦嘴，才慢悠悠地开口：



“周应龙让你做的？”



“是。”



刘典吏沉默了片刻。他的目光在沈知行的脸上扫来扫去，像是在评估什么。



“你知道台州卫的军户花名册，上一次有人完整地查一遍，是什么时候？”他问。



沈知行摇头。



“嘉靖二十六年。”刘典吏竖起三根手指，“五年了。这五年里，台州卫的军户逃了多少，死了多少，补了多少，没人说得清楚。那本册子上的名字，有一半可能已经不在台州了。”



他顿了顿，然后说了一句让沈知行印象深刻的话：



“你要看，可以。但我提醒你——有些账，看得越清楚，越麻烦。”



沈知行道了谢，拿着刘典吏给的钥匙，去角落里那只上了锁的木柜中取出了军户花名册和屯田清册。



三本册子，都落满了灰。



他翻开第一本，看到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眼睛有些发花，但还是沉下心，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看。



这一看，就是整整三天。



三天里，他把自己关在黄册房的角落，除了吃饭和如厕，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张桌子。他把军户花名册上的五千六百个名字的现存状态，一个一个地标注出来——按“在营”“逃亡”“老疾”“新增”分类，然后用屯田清册中的田地亩数、亩产量计算出台州卫理论上应有多少屯粮收入，再与粮饷册中的实支数据对比。



差距大得惊人。



据统计，台州卫实质上的在营官兵只有不到三千人，不足编制的一半。但粮饷的支放数额，却始终维持在五千六百人的标准。



每年多拨付的两千六百人的粮饷——约三万石粮食、一万五千两白银——在账目上被分散到了“损耗”“折耗”“运费”“仓储费”等各种名目之下，从账面数字上看，天衣无缝。



沈知行坐在桌前，盯着自己画出的那张对照表，很久没有动。



他不是没有见过腐败——读历史的时候见得够多了。但当这些数字不是枯燥的史料，而是一笔一笔地对应着他每天吃的饼、穿的衣、住的房所依赖的这个系统的真实运转时，他还是感到了一种沉重的窒息感。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从上到下、从军到民、从朝廷到地方的完整的利益链条。每一个人都在这个链条上，每一个人都从这个链条上分到了一小块，于是每一个人都默契地保持着沉默。



而那些被克扣了粮饷的军户，那些逃亡后被追缉的兵丁，那些活活饿死在路上的家属——他们不在任何一本册子上。



沈知行把那张表折好，连同三天的笔记一起，锁进了自己的抽屉。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周应龙桌前。



周应龙正在跟韩茂才说笑，看到他过来，抬了抬下巴：“弄完了？”



“还没有，”沈知行说，“但我找到了一个不补附件也能把账做平的法子。”



周应龙的笑容没有变，但眼神变了。



“哦？”



沈知行把手上的几张纸放在周应龙的桌上。不是他整理的那张完整对照表，而是一份精简的方案——只列出了粮饷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