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知行把来意说了——从临海县义仓调拨八百石粮食给台州卫，走水路，需要知县大人批准。



王志安听完，放下手中的《论语》，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胸前。



“你知道临海县义仓的粮食，是备荒用的吗？”他问。



“知道。”



“那你知道，如果明年春天发生饥荒，义仓的粮不够，本县要担什么责？”



沈知行已经准备好了答案。



“大人，临海县义仓现有存粮约一万二千石。台州府的常平储备五万九千七百石。七县义仓合计存粮约三万石。就算明年春天发生饥荒，整个台州府的存粮也足够赈济三个月。而台州卫的兵如果现在吃不饱，明年春天——不等饥荒来，倭寇就先来了。”



王志安的眉头皱了一下。“你这是在威胁本县？”



“晚生不敢。晚生只是在陈述事实。大人是进士出身，读圣贤书，做父母官，应该比晚生更清楚——保境安民，先要有兵能战。兵不能战，境不能保，民不能安，义仓里的粮再多，也是给别人准备的。”



王志安沉默了很久。



他端起桌上的茶碗，喝了一口，又放下。反复了三次。



“你走吧，”他最后说，“本县要考虑考虑。”



沈知行站起来，拱了拱手，转身走了。



走出县衙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描金的匾额。



“临海县”三个字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面镜子，照着他的脸。



他没有等到第二天。



当天傍晚，王志安派人送了一封信到府衙，信上只有一句话：“临海县义仓的粮，可以调。但走水路的事，本县不知情。”



又是不知情。



沈知行看着那封信，苦笑了一下。



方启明说“不知情”，王志安也说“不知情”。每个人都不想负责任，每个人都想把风险转嫁到别人身上。



但没关系。他不需要他们“知情”，只需要他们“同意”。



十月二十日，沈知行去了临海县义仓。



义仓在城东的一处山坡上，三进院落，十几间仓房，比府库小得多，但收拾得更整齐。墙是新粉刷的，白得刺眼，门上的漆也是新的，红得像血。



守仓吏吕本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眼睛很亮，亮得不像一个老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子，脚上是一双草鞋，脚趾头冻得发紫。



“你是府衙来的？”吕本问，声音沙哑。



“是。”沈知行把调粮的文书递过去。



吕本接过文书，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看着沈知行。



“你知道义仓的粮，不能随便动吗？”



“知道。”



“知道你还来？”



沈知行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他从未对别人说过的话。



“吕爷，台州卫的兵已经快要饿死了。他们不是不想守城，是没有力气守。没有力气守城，倭寇来了，死的是临海县的百姓。您守了二十年的义仓，守的到底是什么？”



吕本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了下去。



他没有说话，转身走到仓房门口，打开了门锁。



“八百石，”他说，背对着沈知行，“从西边第三间仓房出。那间仓房的粮是今年新收的，品质最好。”



沈知行看着那个驼背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



吕本没有回头。



十月二十二日，沈知行去了城南的码头找陈老大。



临海县城南面有一条小河，叫灵江，汇入东海。说是河，其实更像一条宽一些的水渠，水很浅，只能走吃水浅的民船。



陈老大的船就停在码头上。三条船，都不大，每条能装三百石左右的货物。船身很旧，甲板上的木头已经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