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启明看了他一眼。



“你这是在问我，还是在查我？”



“晚生不敢。”沈知行低下头，“晚生只是在想，如果大人的账目有问题，我们可以在周怀仁发难之前，先把问题补上。”



方启明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嘲讽，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说不清的疲惫。



“你这个人，胆子真大。”方启明说，“一个小小的书吏，直接问一个四品的知府‘你的账目有没有问题’——在官场上，这叫‘以下犯上’，够你打三十大板的。”



沈知行没有接话。



方启明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沈知行。窗外的雪还在下，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我到任不到一年，”方启明说，声音低了下去，“去年的账目是前任留下的，我看都没看完。今年的账目大半是你经手的，你应该比我清楚。有没有问题，你心里有数。”



沈知行在心里把方启明到任以来的账目过了一遍。



方启明是嘉靖三十年十月到任的，到现在刚好一年零两个月。这一年零两个月的账目，大部分是他沈知行在黄册房经手的——调粮、商税、赋役、仓储、军需，每一笔他都清清楚楚。账目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每一笔都有出处，每一笔都合规。



但问题不在于账目本身，而在于账目背后的“解释”。同样的数字，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被解释成完全不同的意思。调三千石粮给台州卫，可以说“这是正常的军粮调拨”，也可以说“这是私自挪用府库存粮，中饱私囊”。



周怀仁要做的，就是把正常的数字解释成不正常的，把合规的行为解释成违规的。



“大人的账目没有问题，”沈知行说，“但周怀仁可能会把问题解释出来。”



方启明转过身，看着他。



“那你说，怎么办？”



“两条路，”沈知行竖起两根手指，“第一，等周怀仁出手，兵来将挡。第二，先出手，让周怀仁没有机会出手。”



方启明挑了挑眉。“先出手？怎么先出手？”



“查周怀仁。”



方启明愣住了。



“查一个从四品的佥事，”沈知行说，声音不高不低，但每个字都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需要大人自己动手。大人在省城有没有信得过的同年、同乡？把周怀仁收受张三省贿赂的事告诉他们，让他们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把这件事捅到按察使或者巡抚那里。”



方启明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吹得条案上的公文哗哗作响。



“你做事的风格，”方启明慢慢地说，“不像一个十九岁的读书人。像一个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吏。”



沈知行低下头。“晚生只是读的书多，想的也多。”



方启明没有再追问。他走到条案后面，坐下，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了几个字，折好，递给沈知行。



“这个人，”他说，“叫王世贞，是刑部的郎中，我的同年。他在京城，手伸不到浙江。但他有一个朋友，在浙江按察使司做副使，姓李，叫李成梁。”



沈知行接过纸条，收进袖子里。



“大人希望晚生做什么？”



“什么都不用做。”方启明说，“你只需要知道，我也有我的关系网。张三省有周怀仁，我有李成梁。如果周怀仁真的要动我，我也不会坐以待毙。”



沈知行点了点头。



他站起来，向方启明拱了拱手，转身走出了签押房。



十二月三日，沈知行的假期结束了。



他回到黄册房的时候，一切如常。周应龙在跟赵全下棋，顾明远在自己的屋子里看书，韩茂才在税科打算盘。刘典吏的里间门关着，里面传来翻纸的声音。



沈知行坐到自己的角落里，铺开一本新册子，开始抄录今年的商税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