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浓重的霉味，呛得人直咳嗽。沈知行点了一盏油灯，把门关上，开始工作。



他先从最近的一堆卷宗开始——十二月的公文。数量不多，只有十几份，都是各县上报的日常事务：某人死了，某地闹了盗贼，某条路被水冲毁了，等等。他一份一份地看，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用毛笔在每份公文的右上角写上一个编号，然后登记在册。



做完十二月的，他翻出十一月的。



十一月的公文比他想象的多。因为周怀仁来查账，府衙上下都在忙着准备材料，各种报告、汇总、说明像雪片一样飞来。他一份一份地看，一份一份地编号，一份一份地登记。



看到第十一份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



这是一份关于“仙居县预备仓被征用三百石粮食”的报告。报告是仙居县知县写的，内容是向府衙说明——提刑按察使司的人以“备倭军需”的名义，从仙居县预备仓征用了三百石粮食，请府衙备案。



沈知行盯着这份报告看了很久。



这份报告是真实的，有仙居县知县的签字和盖章。也就是说，提刑按察使司征用仙居县粮食的事，在官方的档案里有据可查。这不是秘密操作，是公开行为。



但问题在于——提刑按察使司征用这些粮食的目的真的是“备倭军需”吗？那些粮食最后去了哪里？是进了张三省的口袋，还是真的被用来备倭了？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这份报告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它证明了在台州府，不只是沈知行一个人在调粮，省里的人也在调。如果有人要追究沈知行调粮的责任，他可以把这份报告拿出来，说：“省里的人也在做同样的事，为什么只查我？”



他把这份报告放在“重要”那一摞，继续往下看。



第二十份，是关于“台州卫军粮调拨”的汇总。这份汇总是他自己做的——在重新整理调粮账目的时候，他把四批粮的调拨情况汇总成了一份报告，附在年度汇总表后面。报告上写着：“嘉靖三十一年十月至十一月，台州府共调拨军粮三千石给台州卫，以充军需。特此备案。”



他盯着这份报告看了很久。



这是他自己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数字都是他亲自核对的。每一批粮的时间、数量、来源、去向都写得清清楚楚。他在写这份报告的时候，犹豫了很久——到底该不该把它留在档案里？如果留下，它就是一个证据，证明他调了三千石粮给台州卫；如果不留，将来有人查起来，那些分散在不同科目下的调粮记录会被重新拼凑起来，反而更可疑。



最终他决定留下。因为他调粮的动机是正当的——台州卫军粮短缺，不调兵就要饿死。这个动机经得起查。而且，这份报告是“备案”，不是“申请”。它表明这件事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不是需要审批的计划。



他把这份报告也放在“重要”那一摞，继续往下看。



第二十五份，是“临海县义仓调拨八百石粮食”的记录。这份记录是临海县知县王志安写的——虽然他说“这件事本县不知情”，但还是在记录上签了字、盖了章。



沈知行把这份记录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错误之后，也放在了“重要”那一摞。



第三十二份，是“提刑按察使司佥事周怀仁查账报告”。这份报告是周怀仁写的，内容是向省里汇报这次查账的结果——他没有提到任何问题，只说“台州府账目清晰，钱粮无误，堪为各府表率”。



沈知行看着“堪为各府表率”这六个字，忽然觉得有些荒诞。



周怀仁是来查他的，是想从他的账目中找出破绽，然后顺藤摸瓜搞倒方启明。但查了三天，什么都没查出来，只好写一份“没有问题”的报告交差。



这份报告不重要。但它说明了一个事实——周怀仁并不是一个为了搞倒方启明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他还是一个官僚，他还要遵守官场的规则。找不到证据，就不能乱说。



沈知行把这份报告放在“普通”那一摞，继续往下看。



一直看到天黑，他才把十一月的公文全部整理完。一共四十三份，他分了四摞：重要、普通、存疑、待销毁。



“重要”的有三份：仙居县预备仓被征用报告、台州卫军粮调拨汇总、临海县义仓调拨记录。



“普通”的有三十五份